《合理的懷疑》的摘抄

“一個辯護律師，對當事人富有神聖的職責，他在這世界上隻認得一個人，就是受到官署控告的當事人，別無其他。要用各種必要的手段來救當事人，保護那個當事人免於必須負擔任何其他人的風險或損失，也不使任何人侵害他，這是最高且毫無疑慮的職責；他必須無視於對其他任何人可能造成的一切不安、痛苦、折磨與傷害。必須要把愛國的職責跟作為一個辯護人的職責區分清楚，並將前者揉碎，讓它隨風而逝，如果有此必要的話。他必須無視於任何結果地去作，如果他的命運如此不幸讓他的國家跟他的當事人陷於利益衝突的話。”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法律的公理，是寧可九十九個犯人逍遙法外，也不誤判一個無辜的人。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如同李博士的說法："假如我在餐廳裏點了一道意大利麵，當我在吃這盤意大利麵的時候，發現了一隻蟑螂。我看著它，又發現另外一隻蟑螂。除非我是白癡才會繼續吃完整盤意大利麵，然後說裏頭有十三?三二五隻蟑螂。如果你發現了一隻蟑螂，這盤麵就是有蟑螂。這是有或無的問題。"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最後，所有科學或曆史上發現的真相，都必須接受新證據的一再驗證，並沒有任何禁止二重起訴的限製。沒有所謂的尊重判決確定性的考慮，也沒有任何時效限製，總之，曆史與科學研究基本上是追求客觀真理，或許並非總是毫無限製的真理追求，或許得出真治的結果並不能合理化、正當化所有的卑劣手段。但它們的目標是相當明確而清楚的：借由曆史與科學驗證來獲得可被證明的甚至可一再複製的真理。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該是到了為每個被告，特別是那些麵對死刑或長期徒刑的被告，提供充足的資源去挑戰檢方指控的時候了，當然這不是建議每個窮被告都應該有一組十二人的辯護律師、三個調查員以及六個鑒識專家來支援他們。但是所有的窮被告――也確實包含那些勞動階層的被告――被一大群的檢察官、警察跟專家起訴，應該要提供他們適度對等的辯護團。那些相信刑事審判應該更重視真實發現而較少促進其他價值觀的人應該支持這樣的改革計劃，因為長期而言一個不受挑戰的檢方就不太可能促進發現真相，而被那些辯方有適當資源能夠站在對等地位上積極挑戰的檢方，則較能促進發現真相。如果司法要保持她的天平兩端平衡,辯方就應該享有跟檢方對等的資源。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大案子，就像困難的案子一樣，都會產生惡例。因為那些大案子之所以被稱為大，不是因為他們在形構未來的法律上具有真正的重要性，而是因為一些當前的強大利益因素，挑發了公眾的情感，並且扭曲了判斷。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警方享有打擊毒販的美譽，他的頭頂上司也有漂亮的統計數字，檢察官又添一筆勝績，法官可以高喊一下“司法的正義性”，卻不會因為真的釋放了一個有罪的犯罪，而危機下次改選法官的機會。律師拿了毒販的肮髒錢，反正他知道他已經盡力了。社會大眾則很興奮又有一個毒販被掃除街頭。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現場電視轉播可能放大司法製度的缺失，並將它顯現出來，什麼小缺點都逃不過。但在民主社會裏，社會大眾有權看他們的政府機製怎麼運作，怎麼結束。而且無論法官、律師、或其他參與者的形象，現場轉播通常會帶出最好的一麵，而非最壞的一麵。如果人們覺得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審判過程很糟糕，我建議他去當地的法庭，並靜靜地坐在後排。他們會看到怠惰、沒準備、粗魯、迂腐、裝腔作勢、而且無聊乏味、煩人的法庭實況――我隻是說法官！律師也可能更糟糕。攝影機有助於讓整個體係因為公開而更誠實。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如果當事人主義製度的唯一目的，隻是在每一個案件中發現“真相”，這就簡單多了。嫌犯可能被刑囚、他的家人會遭到威脅、住家被隨便搜查、警方慣例進行測謊。的確，如果要大亨尋求真相的目的，我們可能隨時被抽血檢測、驗尿，每個公共建築或工作場合都可能裝置監視係統。如果我們以刑囚及威脅有時候會造成不實的指控為由，而反對這些方法――這些方法在集權國家是稀鬆平常的事――這些反對意見可能很難成立，因為隻要要求出於刑囚或威脅的自白必須另有獨立的證據能加以證實。我們仍舊無法容忍這樣不顧一切地追求真相，我們的憲法也不容許，因為我們相信目的――即使追求真理這樣高貴的目的――不能正當化所有可能的手段。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我們確實了解為什麼在民事訴訟中，能夠允許較低標準的證明。在民事案件裏，判錯任何一邊的風險是平等的，我們在任何一種可能的錯誤中並不偏好哪一種。但在刑事訴訟中，我們寧可錯判讓可能有罪的被告被釋放，也不願一個無辜的被告被監禁或被處死。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

每個陪審員有其特有的生活經驗、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接收到有關特定案件的訊息，最後得出他所認為屬於這個事件最合理的描述，然後做成對應此一故事的最是判決。

—— 德肖維茨《合理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