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 - 專輯

假如我們禁錮在自己的思路裏，不閱讀藝術史，不領略大自然，也從來不看博物館一樣，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將會受到極大的限製。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一個政治領袖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人類在進步。這種進步常常是由看不見的思想產生的。思想這樣虛無縹緲無可捉摸的東西，在發展到一定的時候，竟然會動搖一個強大的實體，這實在是世上最大的奇觀。思想的發展有一個過程，精神成果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往往是滯後的。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所謂廣場，本身是一派空曠的地方。可是廣場的尺度感是和它周邊的環境有密切關係的。一塊空地隻是一塊空地，當它的四周出現實體，把它圍繞起來，它才成為廣場。實體圍繞的形式對廣場的視覺效果有決定性的影響。周圍的實體如何排列，決定了廣場的形狀。假如周圍是建築物，那麼他們周圍的疏密高度與廣場的麵積比例，決定了廣場的空間尺度感覺，建築物的立麵造型和色彩，又決定了廣場的性格。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某天在圖書館無意間看到了這本書，對於歐洲曆史和文學一片文盲而又對知識如饑似渴的我在作者麵前覺得自己知之甚少。懷著虔誠的心情和遠行的衝動讀完這本書，沒有旅遊手冊的感覺，而是覺得對巴黎三百年前的曆史和現存的街道建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現在比之前更向往巴黎了，更想去觸摸那座曆史濃厚充滿藝術的聖地。也對自己知識的匱乏深感愧疚，都是小時候不好好讀書的過啊。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隻要開個頭，思想變成一股股細小的、無孔不入的涓流。隻要出現一個小小的可能，思想就會化開，化作信函和散論、詩歌和音樂、小說和戲劇、神學和哲學、甚至色情文學，向檢察製度的堤壩衝擊，防不勝防。可是，隻要衝開一個小小的缺口，堤壩的最後坍塌就是必然的。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讀《拉法耶特的故事》孤陋寡聞如我，竟是在讀《帶一本書去巴黎》時才第一次聽說拉法耶特這個名字，“相識”恨晚，正如同我最崇敬的孫將軍，我第一次認真聽到孫將軍的故事也是在大學畢業後了。總覺得自己喜歡讀傳奇故事，卻如此晚才得知背景經曆大為迥異的二人本身便是傳奇的真實版。少年意氣，而後棄筆從戎，卻一生儒將風範。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曆史的進程與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的文明進步程度有關，與他們的人性覺悟水平有關。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路易十六的時代，整個貴族階層和宮廷本身，並不是曆史上最壞的時候，甚至可以說，這是壞製度的比較好的時候。這是社會的整體進步所決定的。歐洲在艱巨地逐漸步出野蠻。例如，在中世紀還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前100多年就漸漸停止使用了。有許多殘酷的糾正，並不是革命，並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於人性的覺醒，開始厭惡殘忍。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種族歧視的言論會給言論者本人帶來非議。歐洲在很長的曆史階段裏，是沒有什麼今天的國家概念的。其實亞洲又何嚐不是如此。隻是今天的我們不再去細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國的幾百年殖民史罷了。不想也是對的，因為曆史形成的現實永遠是對的。我們今天，假如對曆史上的外族入侵帶來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夠處之泰然，那麼，在處理曆史上的失的一麵，似乎也應該更冷靜的去思考和理解，更有曆史感的處理和對待。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文明出現得太早的話，就像一個不足月的嬰兒，他的生存可能幾乎完全取決於生存環境。就像雅典人在那裏發展文明，培育生長著民主製度的萌芽，臨近的斯巴達，紀律嚴明，全民皆兵。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隻浪漫的羊一樣。同樣的，當社會的齒輪已經推動文明進步的時候，演變成民主製度的時代背景已經健全，抵製這種變革的是在舊時代鋒芒畢露的狼，卻怎麼也敵不過已經蛻變為擁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直立行走動物――人。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當盧梭推出“公意”的說法，這裏的“民”，已經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個個的個人的集合，而是美好和抽象的、非常虛幻的“人民”整體。而虛幻整體所擁有的權利，已經由羅伯斯比爾們，接著“人民”的名義在掌控和操縱。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這種"離奇"的狀態，又一次印證了東西方文化的最初那點分岔，在後麵會產生多麼遙遠的距離。知識的迅速積累，思想的飛躍，是以法國知識階層獲得了思想的寬鬆環境為前提的。而這個思想環境，就是凡爾賽宮為貴族開放的大鏡廊和凡爾賽花園之類的東西所提供的：先有了王室和貴族在曆史上久遠的平等關係，才能夠有以貴族階層為緩衝的，法國宮廷對知識階層的寬容狀態。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毫無疑問，在舊製度下，最淒慘，最沒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層民眾。記得讀到過一名學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見到的一些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底層民眾，他們居住的房屋形式，與他參觀的幾千年前的早期人類住宅，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他因此而感歎，從建築文明的發展史來看，曆史進步都發生在王公貴族的一端。而底層民眾在建築史上，處於零曆史的狀態，他們是最需要同情的。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出門，就是在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這些民眾還處在理性發展、文明發展的“零曆史”和“短曆史”的階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規範的同時，幫助他們走過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而是相反一味美化和放縱他們，那麼，他們是多變的，也是具有極大破壞力的。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不論在什麼地方，留下來的往往總是上層的曆史，而芸芸眾生常常是被忽略的，越早就越是如此。在野蠻的年代，從曆史記錄的角度，不會有人關注普通的生命。甚至直到我們自己經曆過的曆史，假如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從書中去重讀，就會發現，今天的曆史學家依然是熱衷於剖析上層的路線鬥爭，派別的此起彼伏。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曆史的進程與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的文明進步程度有關，與他們的人性覺悟水平有關。這個進步需要時間，一些被強製省略的過程，常常會在後麵的某個時刻，被曆史逼著回頭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費時費力。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正像托克維爾說過的那樣，“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他開始改革的時刻。”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

“雨果是寫曆史小說的。他寫的小說往往遠及中世紀。他的《九三年》其實是發生在1793年的事情。也就是說，他的作品的描寫對象，遠在自己生活的時代之前，是對整整一個世紀前的法國重大曆史事件的思考。所以，有時候，當我們看到自己目睹的一段中國曆史，已經在各種文人筆下麵目全非的時候，就會想，是不是30年的時間沉澱還嫌不夠？是不是我們還要等待再經曆70年的風雨淘洗？

—— 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