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裏最出名的詩人是誰

楊基高啟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楨卿李夢陽何景明楊慎吳承恩李攀龍徐渭湯顯祖王世貞袁宏道陳子龍

明代名詩人很多，是見仁見智的事，我推舉十六名，也難免掛一漏萬。

明朝的時候有名的詩人詞人都有誰貌似很少

劉基、張岱、柳如是

明朝最偉大的詩人高啟簡介為什麼腰斬而亡

高啟（1336－1374），漢族，元末明初著名詩人，文學家。字季迪，號槎軒，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高啟才華高逸，學問淵博，能文，尤精於詩，與劉基、宋濂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初唐四傑”。又與王行等號“北郭十友”。

明洪武初，以薦參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受命教授諸王。擢戶部右侍郎，力辭不受。蘇州知府魏觀在張士誠宮址改修府治，獲罪被誅。高啟曾為之作《郡治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連坐腰斬。著有《高太史大全集》、《鳧藻集》等。

把高啟送上刑場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蓋房子上大梁時，都要擺上豬頭祭神，點上炮竹驅鬼，作為蘇州治所的官方辦公大樓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樣的上梁文才是那麼一回事。時任蘇州知府的魏觀，便把高啟這位隱居在此地的資深文人請出來揮墨獻寶。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卻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觀修建的知府治所選在了張士誠宮殿遺址，而張士誠正是朱元璋當年的死對頭；其二，高啟寫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龍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邏輯，“龍蟠虎踞”之地當為帝王所居，你高啟把張士誠住過的地方也稱“龍蟠虎踞”，豈非大逆不道？豈不是另“有異圖”？用現在話說，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圖”。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那麼，朱元璋為什麼會抓住高啟的“小辮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於死地呢？據《明史·高啟本傳》透露:“啟嚐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就是說，《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隻是高啟被殺的導火線，而真正的禍根其實早就已經埋下了。朱元璋以此為由磨刀殺人，很明顯的是在“秋後算帳”。

朱元璋從一開始就不太喜歡高啟，這除了高啟不肯接受戶部右侍郎一職，不給皇帝麵子，不願順從，不肯合作外，還在於他寫得詩多次有意無意的觸動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啟曾寫過一首《題宮女圖》的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這本是一首針對元順帝宮闈隱私的閑散之作，與明初宮掖毫不相幹，可朱元璋偏偏要對號入座，認為高啟是在借古諷今挖苦自己，所以記恨在心。再者，高啟在《青丘子歌》有“不聞龍虎苦戰鬥”的詩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強烈厭惡。因為高啟寫這首詩之時，正是朱元璋率軍與元軍、陳友諒、張士誠三方強敵在“苦戰、苦鬥”之際，在朱元璋看來，你高啟作為詩人不來呐喊助威倒也罷了，竟然表示不聞不問，你的政治、思想、行動與明政府是怎麼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啟在詩中還有“不肯折腰為五鬥米”的句子，表示對做官毫無興趣，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殺成癮，這除了對那些幫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別熱衷於消滅文人。遠的不說，單說“明初四傑”，就都無一幸免的遭到他的黑手。楊基被莫名其妙的罰作苦工，最後死在工所；張羽被糊裏糊塗的綁起來扔到長江喂了魚，屍骨無存；徐賁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迫害致死；高啟則被活活的腰斬成八段，死得最慘。

一個被皇帝忌恨和惦記了好久的詩人，遲早是會走上生命絕路的。尤其是像高啟這樣一個性格高昂自傲的詩人，生不逢時的遇到了像朱元璋這樣一位號稱“中國第一屠夫”的殘忍皇帝，那也隻有挨刀的份了。

高啟學生呂勉回憶高啟和王彝被執送南京時，“眾洶懼喪魄，先生獨不亂。臨行在途吟哦不絕。有‘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自知清徹原無愧，盍請長江鑒此心’之句。”

據有關史料記載，高啟被行刑時，是朱元璋親自去監斬的，這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朱元璋大概是要親眼看著這位不合作、不給麵子，多次用詩文來諷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樣一點一點死去的。曆代“屠夫皇帝”的凶殘程度，莫過於此。高啟被腰斬後，並沒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著自己的鮮血，一連寫了三個鮮紅而又刺眼的“慘”字。高啟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朱元璋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高啟，這位當時年僅三十九歲、最有聲望的詩人被腰斬處死，絕不隻是一個一般意義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個政治事件，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願順從的士人發出的明確、冰冷的高壓警告。正是高啟被腰斬這一慘劇，才切實加速了明初士風的轉變。

比較有名的明代詩人簡介

明初高啟

高啟（1336－1373）漢族，江蘇蘇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詩人，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唐初四傑”，又與王行等號“北郭十友”。字季迪，號槎軒，平江路（明改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洪武初，以薦參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受命教授諸王。擢戶部右侍郎。蘇州知府魏觀在張士誠宮址改修府治，獲罪被誅。高啟曾為之作《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連坐腰斬。有《高太史大全集》、《鳧藻集》等。

中後期王世貞

王世貞（1526年－1590年）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漢族，太倉（今江蘇太倉）人，明代文學家、史學家。“後七子”領袖之一。官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書，移疾歸，卒贈太子少保。好為古詩文，始於李攀龍主文盟，攀龍死，獨主文壇二十年。有《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首輔傳》、《觚不觚錄》、《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明末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學者稱虞山先生。清初詩壇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說他“至啟、禎時，準北宋之矩矱” 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進士，他是東林黨的領袖之一，官至禮部侍郎，因與溫體仁爭權失敗而被革職。在明末他作為東林黨首領，已頗具影響。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擁立福王，錢謙益依附之，為禮部尚書。後降清，仍為禮部侍郎。

明代最著名的詩人是誰呢?

鄧子龍:明代著名軍事家和詩人,愛國名將,民族英雄(1531—1598),字武橋,號大千、虎冠,明代著名軍事家和詩人

元朝和明朝有哪些著名的詩人

朝詩人完顏 汪斌王＊王伯成王處一王丹桂王丹枉王鼎王逢王國器王和卿王澮王吉昌王寂王結王禮王瞞王蒙

王冕王容溪王實甫王特起王庭筠王惟一王旭王鉉王沂王予可王元鼎王惲王哲王誌謹王 衛德辰衛德嘉衛立中魏初吳＊

吳澄吳存吳激吳景奎吳仁叔妾吳氏女吳西逸吳真人吳鎮兀顏思忠鮮於樞蕭烈蕭 謝應芳謝宗元謝醉庵辛願行端邢具瞻

邢叔亨胥鼎徐遜徐再思許古許衡許謙許有孚許有壬許楨玄悟玉薛昂夫薛蘭英嚴忠濟燕公楠楊朝英楊果楊弘道楊立齋楊維楨

楊載楊真人姚燧耶律楚材耶律履耶律鑄葉衡葉森殷恕尹誌平幼武於立俞和俞俊虞集虞薦發宇文虛中元德明元卿元問好

元無名氏元遺山原妙

明朝詩人邊貢曹學佺陳嘉謀陳子龍馮夢龍馮小青高啟何景明呼文如季貞一解縉景翩翩瞿佑李夢陽

李攀龍梁玉姬林鴻淩蒙初劉基明無名氏戚繼光齊景雲沈泓沈謙湯顯祖唐寅王過仁王媺王磐王世貞王叔承吳承恩吳靜婉

夏完淳謝榛徐渭楊基楊慎於謙袁宏道張紅橋張煌言張家玉周在

明代最偉大的詩人是誰？

高啟

明代最著名的詩人是誰？

第一時期為明初洪武、建文年間。明初詩人雖然有的已表現出模擬唐人的趨勢，但基本上還能“各抒心得”，做到“雋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較大者是一些經曆過元末社會大動亂的詩人，劉基、高啟最為著名。劉基以雄渾奔放見長，高啟則以爽朗清逸取勝。高啟對詩歌的看法也較為全麵，認為“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獨庵集序》),做到體裁、內容、藝術的有機統一。他主張創作應“兼師眾長”,力爭最後“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同前）。所以他的詩歌雖說“學無常師”，但還能自成一家。這種詩歌對扭轉元末纖弱萎靡的詩風起了良好作用。但麵對明初文網漸密、文士動輒得禍的政治形勢，許多詩人開始回避社會現實，更多地發出“位卑諫勿直，直諫君心疑”（楊基《感懷》）的個人感慨，抒寫“世路劍關險”，“吾誌在山林”（張羽《寫懷》）的退隱情懷。當時詩人除劉基、高啟較有成績外，像吳地詩人袁凱、楊基、張羽、徐賁，閩中詩人張以寧、林鴻，嶺南詩人孫□，西江詩人劉崧，都是一定的創作特色。其時，詩人林鴻、高□已以盛唐相號召。長達百年之久的前、後七子的複古運動實已朕兆於此。第二時期為永樂至天順年間。此時出現了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台閣體詩歌。三楊均是台閣重臣，官高爵顯，備受寵信。所以他們的詩歌充溢著大量應製和頌聖之作。表麵看來雍容華貴，實際內容極為貧乏。明初詩歌還隻是略有些不敢正視現實，而此時詩歌卻是粉飾現實，點綴升平。明初詩歌尚能抒發心中磊落牢騷的情緒，而此時多數篇什是誌滿意得的無病呻吟。藝術上也是平庸呆板，了無生氣。這種詩歌幾乎壟斷了當時整個詩壇。不為台閣體所困而顯示自己創作個性的詩人隻是少數，如於謙、郭登等人。他們關心國家命運，尚能透過升平景象看到社會明顯的矛盾，對人民的悲慘命運有所同情。第三時期為成化至正德年間。其時台閣體詩歌已為廣大詩人所不滿,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攻之於前,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於後。李東陽論詩，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渾之體，來替代□緩冗遝的台閣體詩歌末流，他善長樂府，有些篇什筆力尚屬雄健。但其論詩更多注意的是聲調音節，認為“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視此為開啟詩歌奧秘的鑰匙,實際上未免舍本逐末。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內容亦有“覃研不足”（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一）的貧乏症，調子實際上與台閣體詩歌相去不遠。李東陽也是台閣重臣,周圍有一批門生故舊學他的詩,如石□、邵寶、顧清、羅□、羅鐸、何孟春等。由於茶陵詩派在理論與創作上都存在弱點，所以並未能真正消除台閣體詩歌的影響。待到前七子崛然興起，才完成了這個任務。台閣體、茶陵詩派主要靠其首領官居極品而發生影響，前七子則主要以自己提出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而引起人們注意，故其影響範圍較為廣泛、深入。恰如胡應麟所說：“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同前）,其中最著名的除李夢陽、何景明外，還有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們重視民歌，認為“真詩乃在民間”（李夢陽《詩集自序》）。推崇漢魏、盛唐詩歌。在他們看來，要創造興象造拔、神意雄麗的作品，必須複古。他們所定目標有一定號召力，但是所指的創作途徑卻大有問題，李夢陽甚至認為複古就是臨摹古帖，連何景明也大為反感。何景明認為擬古應“領會精神”，“不仿形跡”，做到“達岸舍筏，以有求似”（《與李空同論詩書》）。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於與大官僚、大宦官作鬥爭的人物,所以他們能夠麵對現實,寫出如《元明官行》、《歲晏行》等諷世之作。就在前七子複古運動大盛之際，江南有一批畫家兼詩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作詩不事雕飾、自由揮灑。雖不免失之淺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爛漫的詩歌。第四時期為嘉靖、隆慶年間。嘉靖初，前七子複古運動中所暴露出來的模擬傾向日趨嚴重,“後生英秀,稍稍厭棄”（陳束《高子業集序》）。當時詩人薛蕙與楊慎論詩時就認為：“近日作者，模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以，其時開始出現一些漸漸不滿前七子詩風、尚能卓然自立的詩人，如“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詞”的楊慎,“直舉胸情,獨妙聞雅”的高叔嗣，“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的薛蕙，“才高一時”，“婉麗多諷”的王廷陳。他們雖然不走前七子模擬漢魏盛唐的創作道路，但並未從生活中吸取詩歌營養，仍然是師法古人，隻不過對象不同而已。加之他們在詩歌理論上沒有什麼建樹，因此影響不大。待到後七子再度興起，詩必漢魏、盛唐的複古主義又統治了詩壇。後七子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吳國倫、梁有譽、徐中行。他們當中最早提出論詩綱領的是謝榛。他主張出入於盛唐14家之中，兼取眾長，自成一家，取徑較寬。但隨著李攀龍首領地位的確立,他卻將複古理論推向極端,甚至鼓吹“視古修辭，寧失諸理”(《送王元美序》)。所以他的詩歌創作模擬傾向更為嚴重。如其七律主要學杜甫，初讀幾首尚有“高華傑起”之感。但其用字多從杜詩而來，雷同重複，以至胡應麟也認為“不耐多讀”（《詩藪》續編卷二）。造成了“人但見黃金、紫氣、青山、萬裏，則以於鱗體”的不良影響（同前）。後七子中聲望最高、影響最大的是王世貞，他早年的《藝苑卮言》雖然鼓吹複古理論，但他要求詩歌“華”與“實”相統一，並提倡“學古而化”，在如何擬古上他與李攀龍有所區別。隨著閱曆增長，他也對複古理論所帶來的弊病有所洞悉,對早年詩歌主張也有所匡正,詩風也漸趨自然。因王世貞一家曾遭權相嚴嵩父子迫害，所以他對封建官僚製度內部矛盾有所覺察，在一些詩歌裏進行了揭露和抨擊。部分詩歌現實感較強。盡管後七子複古運動聲勢更甚，有什麼“後五子”、 “廣五子”、 “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目，但物極必反，它所暴露的弱點也越來越多，所以徹底消除複古理論影響的條件也日見成熟。第五時期為萬曆、天啟年間。其時學舌七子者，已形成“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袁宏道《敘薑陸二公同適稿》）的詩歌創作危機。所以在“公安”、“竟陵”奮起掃蕩李攀龍、王世貞雲霧之前，就有一批有識之士，如徐渭、湯顯祖、李贄等人，反對複古模擬傾向。徐渭早在《葉子肅詩序》裏斥責“今之為詩者”，不過是“鳥之為人言”的鸚鵡學舌,提倡詩歌應“出於己之所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嚐言者也”。更重要的是李贄提出的童心說，為公安、竟陵的主張奠定了基礎。公安“三袁”深受李贄的影響，他們在童心說的基礎上較為完整地闡明了“獨抒性靈”的詩歌理論。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好詩就是“任性而發”、“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的結果。他們認為自己的詩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比那些“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袁宏道《雪濤閣集序》）的擬古詩高明。“性靈”比較抽象，因為詩人的主觀感情如果不與外界現實生活聯係起來，很容易墮入唯心主義泥坑，但這種詩歌理論在清除前後七子複古主義影響方麵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公安派不僅從理論上與前後七子相抗衡，而且他們在創作上也以清新的詩風使人耳目一新。公安派之所以有較大號召力並非偶然。當然，詩歌畢竟需要錘煉，“信心而出”的詩歌，難免要“近平近俚近俳”。尤其是在萬曆中葉以後，公安派已左右詩壇，這種傾向也日益嚴重，因此竟陵派就應運而生。在“人人中郎”的情況下，鍾惺、譚元春既吸取公安派反擬古、反傳統，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長處，又對他們流於輕率淺露深表不滿，想以“幽深孤峭”的風格來補弊糾偏。鍾惺、譚元春欣賞“幽情單緒”、“孤懷孤詣”、“奇理別趣”之類的意境，所以他們更多地描寫朦朧的月色、淡淡的雨絲、孤僻的玄想、冷漠的情懷，形成一種孤峭奇崛的詩風。這類詩歌固然有表現詩人潔身自好、耿介絕俗的成分，但畢竟是關閉了詩人應更多感受外界世事的心靈門窗，勢必引起明末一些麵對現實的詩人的不滿。第六時期為崇禎及南明諸王年間。這期間詩歌的主要成就，表現在既是政治結社又是文學團體的複社、□社裏的幾位詩人身上。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陳子龍和夏完淳。陳子龍反對當時影響較大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立意與之抗衡。他與李雯、宋徽輿等編選一部《明詩選》，倡言複古，指出前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樓詩稿序》）。但他並非一味盲從，還是有所批判，認為前七子“模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同前）。更可貴的是,他強調詩歌反映現實的戰鬥作用,認為“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連類而見其誌，則是《風》不必到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而餘不好也”（《六子詩序》）。加之他是處在社會變動異常激烈的時代，很快就扭轉了“以形似為工”的模擬傾向，使麵對慘痛現實、憂憤時亂的詩歌傾注了沉重的感情，顯得悲勁蒼涼，可以說“言詩之家又為一變”（周立勳《嶽起堂稿序》）。他的詩歌，有的對災民流離失所的慘景寄寓了深切同情，有的對時事唱出慷慨的悲歌，這些都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明詩的這一變化縮短了與現實鬥爭的距離。夏完淳的創作道路亦說明此點。他14歲從軍後，克服了模擬六朝以前詩歌的弱點，使創作出現了濃鬱的戰鬥氣息，較完美地體現了少年英雄的形象。此外，抗清英雄張煌言、瞿式耜在戎馬生涯中亦寫出慷慨激昂的詩篇。如“六代山川愁鎖鑰，十年父老見旌旗”（張煌言《師次圖山》），描寫攻入長江時的興奮心情，頗有氣勢。

明朝和清朝的詩人中哪一個成就最高

詩詞在明清時期，已經衰落了不少，兩朝的水平其實都差不多

高啟，明朝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對明代詩歌影響較廣，以致有人把他譽為“明代詩人之冠”。

高啟有詩才，其詩清新超拔，雄健豪邁，尤擅長於七言歌行。他的詩體製不一，風格多樣。可惜早逝，未能自成一家。

龔自珍，清末著名詩人，中國古代最後一位大詩人。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其《己亥雜詩》係列，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七絕水平極高。

兩人對比，明顯龔自珍更勝一籌，龔的功力即使對比部分宋詩，也毫不遜色，有一代詩宗的典範。

明朝那些大詩人明朝的詩人代表是誰，有什麼代表作

元朝詩人馬致遠，代表作《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明朝詩人劉基，代表作《感懷》：

結發事遠遊，逍遙觀四方。

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

眾鳥各自飛，喬木空蒼涼。

登高見萬裏，懷古使心傷。

佇立望浮雲，安得淩風翔。

清朝詩人袁枚，代表作《所見》：

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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