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學校校長自述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曆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製——《癸卯學製》。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裏，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麵、製度層麵還是實踐層麵，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製定的。《癸卯學製》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製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製《壬子癸醜學製》，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製》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範學校規程》等一係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製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製”，“仿德國大學製”[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麵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製、係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麵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製的教育體製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製、學分製，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準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製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製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製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製。實行“大學區製”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製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製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複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麵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係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製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製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複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複歸“傳統”的道路。所謂複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曆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鬥、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幹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采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麵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曆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製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麵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係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幹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麵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麵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裏，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曆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製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曆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範圍內博采眾長）。曆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製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製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曆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製》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麵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裏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裏，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製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製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製製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係、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係與教學內容方麵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係、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衝突、矛盾在政策層麵和實踐層麵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製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裏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製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隻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麵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複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裏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等人“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失，采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製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係和教學內容方麵，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麵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麵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製》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係方麵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係和教學內容方麵，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裏，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係方麵，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係。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麵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係。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範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曆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係方麵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鬥爭的全麵勝利”而告終。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範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係、教學內容等方麵，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麵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衝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裏，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澱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複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製”，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製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製和雙學位製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係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製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麵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製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麵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製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麵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製等方麵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麵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曆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曆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藝術培訓學校彙報課前校長講話稿

滏春中學

2013校園藝術節文藝彙演講話稿

校長 賈中法

老師們、同學們：

大家好！今天我們全體師生歡聚一堂，隆重舉行我校2013年校園文化藝術節文藝彙演。在此，我謹代表學校黨政，對在本次藝術節期間辛勤工作的老師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對參加本次校園藝術節文藝彙演的同學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老師們、同學們，校園文化是一所學校在辦學過程中所積澱的精神財富，“校園文化藝術節”熔思想性和藝術性於一爐，集素質教育與特色文化為一體，是學校全體師生精神風貌的體現，是師生素質提高，才華展示，個性發揮的重要舞台。經我校政教口精心籌劃，全體學生積極參與，曆時一個多月的校園藝術節主題競賽活動的各個項目已告一段落，24號在邯鄲市中小學藝術節彙演上我校大型舞蹈節目榮獲高中專場二等獎。今天，我們舉辦我們自己的校園藝術節文藝彙演，這是對同學們才藝的再次集中展示，也是對連日來的比賽做一精彩的總結。

同學們，演出的帷幕已經拉開，序曲已經奏響，讓我們用我們美妙的歌聲，唱出對生活的熱愛；用我們動人的舞姿，表現對未來的憧憬；用我們藝術的表白，描繪出精彩的瞬間！請同學們暫時放下書本和分數，拋棄憂愁與煩惱，投身到藝術的懷抱中來，揮灑青春，展現自我；讓多才多藝的你，毫無保留地呈現在老師同學心中；讓老師、同學為你歡呼，為你驕傲，為你喝彩！

最後我預祝本次演出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2013年5月31日

培訓學校校長需要做什麼

一些外語培訓學校存在的類似問題，筆者結合具體情況，就自己身有體會的幾點闡述如下：

朋友式合夥，仇人式散夥。學校創辦之初，你利用你的關係，我利用我的資金，憑著感情和義氣處理相互關係，製度和股權沒有確定或有些模糊，學校做大後，製度變得重要，利益開始惹眼，於是“排座次、論榮辱”。??工作重心偏離了教學?。等有所察覺了，已經落到市場的後麵了。

盲目崇拜社會關係。辦學校有一定的社會關係固然重要，尤其認識教委人員、校長、任課班主任，讓你在招生方麵如魚得水。但是別忘了“打鐵還得自身硬”隻有提高自己師資水平自己的教學效率，才能立足於市場，否則即使招了很多學生，也不一定能留得住。

不自知。沒有看清自己的優點與劣勢，沒有清晰的戰略規劃，不知道堅持什麼，改進什麼，如何創新如何固守。遇到招生困難不知道是自己教材選用不科學，還是師資配備不精良，抑或是宣傳思路有問題，一有風吹草動，馬上縮成一團，胡子眉毛一把抓。

習慣性信用缺失。說話不算數合同不算數，今天心血來潮規定這樣那樣，明天一看不行，改。說中旬發工資，非得拖到下旬。自己製定的一大堆政策製度，要求員工絕對執行，到了自己麵前卻視而不見，讓手下的老師們無所適從，怨聲載道。

工資製度隨便改。按帶班個數，按帶班人數，還是按帶班級別抑或是按帶班大小。讓人感覺無論如何工資也不會有所突破。本來這樣算自己這月工資能漲，誰曾想製度又改了。

過渡追求係統平衡。學校一般是由市場部、教學部、服務部、品控部等幾大部門構成，它們彼此之間需要一個動態的平衡。但一層管理者過分看重平衡，在獎勵政策、人員提升、部門權限、業績考核一味強調“一碗水端平”最後優者不獎，所有部門都吃大鍋飯。就像追求男女平等一樣，真正搞平等之後，男女就不平等了。

完美主義群眾化。完美主義不是壞事，但不能將其擴大化。如果有了太多的挑剔，太多的責備會給整個學校帶來無盡的煩惱。

沒有預見性，不儲備師資。暑假過後教師流動比較大，如果沒有儲備好足夠的師資，暑假開設的班級沒人去帶，所以有一個老師帶五六個班的情況，超重荷的教學壓力，很難保證教學的質量。有的老師不夠，就合班，由於教學進度的不統一，再加上老師們教學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大量學生對教學的不適應，以至於最後流失。

會議綜合症。有事開會無事開會，大事開會小事也開會，仿佛隻有通過會議校長和老師們才能溝通，學校的控製才能實現，校長的意誌才能貫徹。然而過多無效的會議，引起老師們的反感。更有甚者一開會就批鬥，氣氛相當壓抑。問題沒有解決多少，心裏倒失落很多。

加班培訓。打著培訓的名號，進行大腦的洗禮，什麼細節決定成敗啊，什麼沒有任何借口啊，等等有的加班到淩晨，不知道這樣到底能不能培養起自己的學校文化。但我知道，第二天都哈氣連天，無精打采。充分利用好上班時間就足以了。上班時間進行高效率的培訓，可以畫龍點睛，而下班之後的培訓無疑就是畫蛇添足。

外行管死內行。有些學校校長對教學不太精通，但各種重要決策還是自拿主意。決策一定，嘴巴一動，又有多少老師通過別的方式彌補決策帶來的負麵影響。英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像《新概念》和一些口語教材完全可以一個老師來教，這樣一個老師可以在兩種教材中穿插進行，安排兩個老師不但不會體現教學效果，甚至有時由於兩個授課老師教學思路的不同，讓孩子們“走火入魔”。

管而不理。管是控製，理是訓練；管是壓力，理是疏導；管是條條框框中規中矩，理是苦口婆心指引成長。管需要領導才能，理需要專業知識，行業洞察力。

畫餅充饑。學校領導今天說我們合並什麼什麼學校，明天又說我們要要全國加盟。可惜隨著學校的發展，兜裏的任人民幣依然沒有增多，老師們已知道，畫的餅再大，再好，即使最後變成了真的餡餅，也沒有自己的份。投入激昂的精神並不能換來物質的富足。

教師激勵加分化。補課加分、提個好的建議加分、和家長溝通加分、招到學生加分……。鼓勵老師們積極工作無可厚非，但最後容易讓老師們養成一種習慣。做什麼事情都要分，甚至有時明明是自己份內的事。

創業情結揮之不去。有一個學生五六百人的外語學校，一個在讀學生，請假請到校長那裏。校長還要去告訴任課老師。這樣的小事都要親自參與，難怪一天到晚疲憊不堪。老是用創業者的心態來運營學校，學校發展十分緩慢，老

高考

師們還會覺得校長對自己是那麼的不信任。

強於演說弱於傾聽。由於自己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管理者們很習慣的發表自己的主張，不太注意傾聽一線老師的建議。所以有時演說者神采飛揚，聽者卻嗤之以鼻。

一味模仿競爭對手。永遠沒有創新，永遠跟隨。對手研發出資料，馬上費盡腦汁通過手段搞到手，不管資料如何，照本宣科。對手引入某種教材，自己也緊跟著馬上複製，不管師資是否到位。一味的模仿競爭對手，很容易讓對方攪亂陣腳，最後連根據地也失掉自己了。

優柔寡斷。對待下屬有爭議的事情左右搖擺，不知道該聽誰的，結果被員工認為“和藹可欺”威信蕩然無存。??假麵認同。決策之前，領導心裏已經有了答案，但還是讓大家暢所欲言，結果凡是與自己相左的意見全部否定。久而久之，老師們都明白隻不過走過場。決策的實施就必然存在著很多的隱患。

培訓學校行法人和校長必須是一個人嗎

首先要看你這個學校的組織性質是什麼，是公司、合夥企業，還是民辦非企業？如果是民辦非企業，有的根本沒有法人資格，那就談不上法定代表人擔任校長的問題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民辦學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長、董事長或者校長擔任。

不一定非要校長和法定代表人一個人的。

關於資格要求：

學校理事會或者董事會由舉辦者或者其代表、校長、教職工代表等人員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應當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學經驗。

學校理事會或者董事會由五人以上組成，設理事長或者董事長一人。理事長、理事或者董事長、董事名單報審批機關備案。

最後說一句，很多培訓學校都是打擦邊球的根本沒學校資格，那上麵說的一切要求就都談不上了。

培訓機構校長

1、按照相關規定：在職教師不能從事任何校外有償活動的，做培訓機構校長更是不行。

2、按照實際情況：在職教師在外麵自己開班，去培訓機構上課的比比皆是。

3、結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注意：還是有蠻高風險的，隻要有人舉報，一辦一個準。

4、至於你提出的我假設兩種可能

4.1 你是在職教師想同時在外麵辦一個培訓學校

4.2 你是在職教師想辭職然後辦個培訓學校

二者差別可大了，

對於4.1情況，我的建議不要這樣做，可以找一個人來當校長，你在後麵給提供資源，這是大家普遍的做法。

對於4.1情況，我的建議那就是放心大膽的幹啊，而且一定要把自己以前是老師放大。成功的幾率會大一些。

請叫我雷鋒！

培訓機構想和公立學校合作，找誰

一般情況下，是找校長，但是現在都變名稱了。叫黨委書記。嗬嗬。最好還是先找校務處主任。這樣還顯得你重視校長。你要一去就找校長。人家校長不得意你。還把主任給得罪了。注意，如果有利益關係，還是先找主任，讓主任跟校長反應。估計更省時省力，還有就是通過渠道打聽打聽校長跟主任關係好不好，如果不好，還是要找校長。嗬嗬。

我前段時間去一個教育機構麵試。校長說新開個店，麵積挺大，而且有培訓，我覺得挺喜歡的，但是校長說她就

以我的經驗判斷，你不要報希望了，不用等，現在要做的就是繼續找適合你的工作機會，理由如下：

1、時間成本：如果你一直等，結果對方在1月份還是沒有選擇你，怎麼辦？這段時間你就浪費了，也很可能會錯過尋求更好工作的機會。

2、態度問題：招聘方（也就是校長）的態度有問題，沒有足夠的誠意，既然現在不用人，為什麼要招呢？所以你也不用猜測對方的動機到底是什麼，這是給自己尋找煩惱，因為結果就是現在不用人，不管看沒看上你，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費神尋找真相，也不一定能找到真相。

3、你既然喜歡這方麵的工作，可以繼續尋找這方麵的工作機會，也不用守著一棵樹，而不見森林吧！所以把眼界放開一點吧！

以上是我的一些觀點，謝謝！

一個培訓學校校長需要什麼資格

需要有教師證

教育培訓機構現在都在用“騰躍校長在線”學習辦學知識嗎？

用過很多辦學知識平台，隻有它這款很多內容是原創的。還需要我多說嗎？謝謝。

教育培訓學校校長的工資提成一般是占營業額的多少

這個不能按營業額來算吧，要看學校架構哦，還有盈利成本哦。

需要參考當地職位的平均薪資和盈利比例來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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