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懷一顆善心,常有一些善舉.名言
芸芸眾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群。 —— 秋瑾
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 —— 劉鶚
對聯
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一息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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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慈善,無論是官方的慈善還是非官方的慈善,施善主體各有其特有的慈善動機,它們是善心的特殊體現,既是慈善義舉(善舉)的精神根源,又是慈善行為延續的保證。
作為官方的慈善形式,施善主體為國家政府,其慈善動力源於“民為邦本”的仁政理念,以安定社會為目的。西周即以“敬德保民”為其執政宗旨,所謂“惠及庶民”、“惠鮮鰥寡”等惠民、保民手段,其目的在於平息民怨、天下安寧。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是此義。此種思想為儒家所承繼。孔子推崇“仁”德,其中就有“惠民”舉措。孟子推崇“仁政”,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所謂“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反之,“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何以如此,乃是行“仁政”關係到能否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用孟子的話就是“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⑨孟子甚至進一步得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⑩這是“民為邦本”的極致表達。儒家所推崇的“大同之世”理想,就包含有“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11)的慈善內容。曆代統治者在災荒之年注重救濟災民,扶危濟困,建立“社倉”、“義倉”以穩定糧食市場,幫助災民度過災年,前文所述種種官方慈善形式無不出乎“民為邦本”和“行仁政”的考慮。
民間慈善形式主要有非宗教和宗教兩種類型。前者主要是以親緣、族緣、鄉緣為紐帶的人際親情。譬如範仲淹創設的義莊製度就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家族慈善形式,其慈善惠及的範圍主要限於範氏家族內的族人。明清以後,民間慈善發展到以紳商為主體成立各種民間慈善組織,慈善所及範圍已有突破親緣和族緣等人際親情的模式,更多是基於“民胞物與,天下一家”的觀念,慈善救濟對象大有擴張。這種民間慈善的動力根源是儒家“仁者,愛人”的觀念及其延伸,所謂“親親而仁民”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觀念即為此。其內在動力是“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種“不忍人之心”是“仁之端”,乃出於人心自然流露,全無任何功利意識。它是一種純粹的對於人之同類命運的同情關懷,其行為所發亦是自然而然,全無功利念頭。
宗教類型的民間慈善形式,佛教和道教都有相當的影響,佛教尤甚。佛教的布施慈善、普度眾生是基於眾生皆有佛性的“佛緣”。民間的親緣(包括族緣、鄉緣、)和佛教的佛緣的對象在空間上不同,佛教的佛緣是天下眾生,是普遍的;而親緣是特殊的。在中國古代,這兩種“緣”相互補充,因而既可以救濟族內的貧困者,也可以救濟陌生人、路人。可以說,基於親緣和佛緣的道德意識是中國古代民間慈善的基本動力機製。
佛教慈善的動力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和“業報輪回”,一個人的禍福果報是由他本人的“業”的染淨、善惡決定的。《妙法聖念處經》卷一說:“業果善不善,所作受決定;自作自纏縛,如蠶等無異。”按照佛教理論,行善業,得善報,即佛教所謂善得福報的“福田”觀念。《大正藏經》八十五卷《像法訣疑經》說:“我於處處經中說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貧窮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孤老乃至蟻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行不善業,得惡報,來世墮入畜牲、餓鬼道,下地獄受盡煎熬。這種觀念與中國傳統中的“天”具有賞善罰惡的意誌結合,如《尚書·商書·伊訓篇》所言:“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進而得出如下結論:“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下全文>>
善心善舉善情如水如流天下向善 求下聯、緣字開頭
善心善舉善情如水如流天下向善
緣友緣知緣夢似火似舞世間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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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善心和善舉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and charity
善心[shàn xīn]
詞典
benevolence; mercy; kindhearted; good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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