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對聯常識(4)/夢戈
詩、詞、曲、賦、對聯常識
四:賦
1)什麼叫賦
賦是介於詩、文之間的邊緣文體。在兩者之間,賦又更近於詩體。簡言之,所謂賦,就是不拘平仄格律、不拘字數、不限韻律、可以運用敘事、鋪陳、排比、對仗等多種寫作手法的一種古韻文體。賦,是與比興並稱的古代詩歌的基本手法。賦,本來是一種寫作手法,解作鋪的意思,指鋪陳言誌的手法。賦陳,一作鋪陳。鋪排,是鋪陳、排比的簡稱。在篇幅較長的詩作中,鋪陳與排比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用的。鋪排就是將一連串內容緊密關聯的景觀物象、事態現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為,按照一定的順序組成一組結構基本相同、語氣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盡致地細膩鋪寫,又可以一氣貫注、加強語勢,還可以渲染某種環境、氣氛和情緒。在賦體中,尤其是富麗華美的漢賦中,賦法被廣泛地采用。漢樂府和漢代某些五言詩也與漢賦互相影響,更將鋪陳與排比相結合,相得益彰。
賦誕生於《詩》、《騷》之後,律詩、戲曲、小說之前。賦原是《詩經》的一種表現手法,後發展成為一種富有文采、韻節、善於鋪陳、兼有詩歌與散文特點的一種文體。從時代的先後來講,賦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淵源,承擔了推進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重任,它開拓了題材,豐富了表現手法,發展了體式,對後世文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明清白話小說中,賦是常用的文體,或用它描寫景物,或抒情,或烘托氣氛,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也離不開賦。
賦之特質,在於詩文之間。它稱不得詩,曰不得文。說它不是詩,它又對仗押韻,說它不是文,它又單行散行。它的優勢正在於兼二者之長,既有詩的詩意韻律,又有散文的篇章布局,在中國文學文體中占有獨特的地位。
賦作為一種文體,為什麼叫漢賦呢?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後人就把漢代的文章,稱之為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湧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於“鋪采摛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誌”。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遊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曆;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
二)賦的分類.
以字數多少可分為:大賦,小賦。
以體式可分為:騷體賦、四言詩體賦和散體賦(或稱大賦)
以結構,語言方麵可分為:散體、七體、設論體
騷體賦以主觀抒情為主,
大賦以客觀描寫為主,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彙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製。 小賦則篇幅短小、文詞清麗。
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則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賦到西漢時,已足以成為漢代文學的代表,乃至影響千年中國文學史。賦大致分為五種,也正是五個重要時期:西漢人將楚國詩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視為賦體,沒有一定的限製性,稱做楚辭體的騷賦;漢賦篇幅較長,多采用問答體,韻散夾雜,其句式以四言、六言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長的句子,漢賦喜堆砌詞語,好用難字,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卻被後人視為賦體正宗,也稱古賦;六朝賦是東漢抒情短賦的變體,其特點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齊,多為四言、六言拚偶組成,而又講究平仄,通篇押韻,又稱俳賦;唐宋又有律賦,題目,字數韻式,平仄都有嚴格限製;
三)賦的要求和特點
1)語句上以四、六字句為主,並追求駢偶;
2)語音上要求聲律諧協;
3)文辭上講究藻飾和用典。 排偶和藻飾是漢賦的一大特征。
4)賦,不刻意追求對偶、聲律、詞采、典故,句式錯落多變,押韻較自由,
5)形式上“主客問答”與“葫蘆結構”
“主客問答”是漢大賦繼承先秦諸子問答體散文而發展來的特點,《子虛賦》《上林賦》《兩都賦》等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龍·詮賦》)的方式。以《西都賦》為例,開頭雲: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嚐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製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之後洋洋灑灑,兩千多言來描述西京長安的文字,再無一句對話。再是大賦的葫蘆形結構方式:兩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聯係。這種結構方式可向上追溯到宋玉《高唐賦》、《神女賦》,之後最明顯的是司馬相如用宋玉寫男女之情創造的一種特別的形式,因而《子虛》、《上林》後來成為寫田獵、京都題材的大賦的範本。
6)形式上“大”
漢賦興盛最根本的原因,是漢代社會為漢賦提供了大的描寫對象,漢代人有以大為美的審美情趣。一方麵,這種以大為美的審美情趣支配了漢賦的創作;另一方麵,漢大賦從體式和表現手法上又特別適應漢代人這種心理定勢和審美定勢。這樣,現實中的大、審美理想中的大與漢賦體製之大完美地結合,塑造了一係列宏篇巨製。
在漢代,統治階級需要用漢大賦來表現他們威加海內的氣魄,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需要漢大賦來反映它。在漢朝這個大帝國中,大疆域,大民眾,大山川,大都市,大宮觀,大林苑,大文教,大漢民族開拓生存領域的向上精神、兼收並蓄的闊大胸襟,社會上升期中人們巨大的熱情,總之,這一時代人們的自信心,自豪感,膨脹的物欲,誇誕的心態,都是非賦之大難以反映的。劉勰能準確地把握《七發》“獨拔而偉麗”、《洞簫》“窮變於聲貌”、《兩都》“雅贍”、《二京》“宏富”、《甘泉》“深瑋”的特點,正是看出了賦家的以大為美。大賦之“大”,概括起來有四個方麵的特質:第一,漢大賦相對於同時代的騷體賦和詩體賦而言,體製大,篇幅大。例如,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二賦,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三賦,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等洋洋灑灑達數千言,無不是結構宏偉、千言以上的長篇巨製;第二,氣魄大。漢大賦在誇張鋪寫京都物質的富饒、地理的優越和帝王遊獵場麵的盛大、生活享受的奢華時,都有一種恢宏闊大的氣魄。這與漢帝國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和國力的強大是分不開的,是文人自信心增強的一種反映。第三,漢大賦的內容包容性大。題材的選擇上不僅是以描繪山川、京都、宮殿、遊獵等宏大事物為主,還有風俗等多方麵的內容,都極力渲染了漢帝國的聲威氣勢。
7)形式上“麗”
“麗”有美妙、華麗之意。《楚辭·招魂》:“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王逸注:“麗,美好也。”《書·畢命》:“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孔穎達疏:“敝俗相化,奢侈華麗。”對於賦來說“麗”主要是指描寫物象和文辭的華美,表現為堆砌辭藻、鋪陳誇飾、安排偶句、講求聲韻等。漢大賦具有形式華麗淫靡的特點。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文章之士刻意為文的產物。司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覽如何寫賦時曾神秘地說:“合纂組以成文,列錦鏽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家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注:《西京雜記》卷二。)所謂“賦家之心”,似指賦的藝術構思;“賦家之跡”,指賦的形式。司馬相如認為:賦的形式要華美。講辭藻,講文采,如同編織綿繡;講聲韻,講音樂美,如同宮商協奏。所以《子虛賦》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幹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雲雲,對偶齊整,鋪采 文,無不用其極。由此可見,司馬相如乃是刻意追求華麗。揚雄寫賦,追求辭藻的華美,主要是受了司馬相如賦的影響,也是刻意而為。《漢書·揚雄傳》載:“顧嚐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心,每作賦常擬以為式。”因為辭賦刻意追求辭藻的華美,則作品多呈現出“鋪采 文、靡麗多誇”的特點,所以,批評辭賦時,批評家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賦的靡麗特點。《史記·太史公自序》評司馬相如賦:“《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揚雄也認為賦:“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钜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注:《漢書·揚雄傳》)
8)形式上“鋪陳”
在《詩經》中,賦與比、興並稱,是一種表現手法,有鋪敘的意思。而賦作為一種文體,雖然強調鋪敘,但是一種“鋪采 文”的鋪敘,即賦體的鋪敘離不開文彩,離開文彩的鋪敘不具備賦體的特征。司馬相如所說的“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就像經線和緯線編織的錦繡,又像五音組合的音樂。編織與組合,在賦這種文體中則表現為縱向與橫向的鋪陳。劉熙載說:“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豎義也。”(《藝概·賦概》)先後,是時間的先後,為縱、為豎;左右,是空間的左右,為橫。司馬相如所說的“文”,指文彩,“‘質’是指藝術形式上的質,即質地,它是‘文’所賴以依存的基礎。漢賦的鋪陳,無論是縱是橫,是時是空,都非常講究文彩。
縱向的鋪陳是以時間先後為序來進行敘述,有較明顯的敘事成分;橫向的鋪陳給讀者最深的印象是空間感(立體感)。就一篇大賦(或其中一部分)來說,往往是前後上下、東西南北中的層層鋪敘,例如《子虛賦》對雲夢澤中的那座“小山”的描寫。《兩都賦》、《二京賦》等也是這種寫法,例如《西京賦》鋪寫西京長安,雲:“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右有隴、坻之隘……於前則終南、太一……於後則高陵平原”。縱向與橫向的鋪陳,往往在一篇大賦中同時運用,經緯交織、宮商相間、時空交錯,宏大而有氣魄,更兼琳琅滿目。在人物服飾儀態的刻畫方麵,賦家也有意識地加以鋪陳。例《子虛賦》中描寫鄭女曼姬之美的內容。另外還有想象與誇飾的特點。
9)內容上“虛構”
先秦時期,藝術虛構在莊子、屈原的作品中初露端倪,而漢大賦的出現,則使虛構成為了一種文學創作方式。這種情況在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兩篇賦不但在結構上具有共同特點,即在一個虛構的框架中以問答體的形式展開內容,而且賦中的三位登場人物,被分別冠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這樣明白表示虛構的名字,作品的虛構色彩顯得尤為濃鬱。此後的漢大賦例如揚雄的《長揚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大都沿用虛構的方式敘事。
10)內容上“反對帝王的驕奢淫逸”
統治者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盡的財富,他們的生活往往是極其奢華的。而他們生活上的放蕩又往往與人們的苦難聯係在一起。所以統治階級中比較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總要不遺餘力地批判曆史上荒淫奢侈的昏君,而竭誠讚美以儉約自持的明主,用以諷喻當今,昭示來世。
漢初,由於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繁榮,給統治階級的揮霍浪費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針對這種情況,漢賦把反對最高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他們運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對當今皇上進行委婉地勸說和諫諍;有時甚至大膽地、赤裸裸地進行揭露和批評。
大賦的確是幾乎篇篇在“諷諫”統治階級的淫奢,而指歸“引之於節儉”的,例如司馬相如、揚雄等賦家的作品。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懲奢勸儉的主題是很清楚的。賦中,作者先安排諸侯王的代表——楚王的子虛和齊王的烏有先生——為其主子爭奇鬥勝:烏有先生以齊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綱彌山”的盛況向子虛炫耀;子虛則拿楚王的“雲夢之事”的派頭來相壓。最後作者讓天子的代表亡是公出場,批評楚“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不合諸侯之製,賦中諸侯王的淫樂與老百姓的苦難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對天子,不便由外人來加以指摘,作者采用了讓天子在淫樂之後反躬自問的手法:“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天子自感有失,趕緊決定推牆填塹,讓百姓得以種地樵薪。之後揚雄以《羽獵賦》來諫諷成帝,提出帝王的飲食起居遊樂禮儀都應有節度,絕不能影響老百姓的生產與生活。作者還批評成帝的老祖宗漢武帝——“武帝廣開上林……遊觀侈靡,窮妙極麗……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尚泰奢麗誇詡。” 和揚雄比較起來,班固的賦要稍遜一籌。他在《兩都賦》強調法度,一麵讚揚東都天子舉止的合度,一麵批判西都天子行為的逾製。和西都天子比起來,東都天子已屬儉約;可是作者還不肯就此罷休,他還要天子“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禦……”繼班固之後,張衡的《二京賦》對西京的宮室建築和西京天子在遊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毫無節製的驕奢淫逸作了盡情地揭露和鞭撻,並把它與人民的苦難和封建王朝的安危聯係在一起。賦中說如果為君的“必以肆奢為賢”,那麼桀紂都做對了,湯武還革什麼命?秦始皇築阿房,起甘泉,“征稅盡,人力殫”,弄得“百姓不能忍”,因此才“息肩於大漢”。這裏作者的是非好惡態度是極其明確的。
11)內容上“京殿苑獵”題材
京殿苑獵,作為社會人文現象,其社會性、現實性極強。沒有漢代統一、強盛、繁榮的社會現實環境為基礎,京殿苑獵賦的繁榮是不可能的。而京殿苑獵賦也以其“鋪采 文”的文體特征、“窮極聲貌”的表現特點、巨製宏篇的磅礴氣勢,與其正大堂皇題材的和諧結合,表現了極強的頌美功能,有力地展出了漢帝國富饒強盛、恢宏壯闊的社會生活畫麵,表現了對漢帝國的頌揚,對一代君主功業德澤的讚美。
京都苑獵大賦多是賦家在田獵、遊樂、觀賞的時候應君王的要求而作,所以要求漢大賦在內容上“體國經野”,以展現大漢帝國的聲威與君主的德行。形式上則是要“好看”,這不僅是指以囊括四海之意、包舉宇宙之心來鋪排誇張,而且還要達到“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的效果,在君主娛樂性的感觀享受與滿足之外又加入了一點諷諫的意義。例如《七發》、《子虛賦》、《上林賦》、《羽獵賦》、《長楊賦》、《兩都賦》、《二京賦》。所以苑獵京都大賦主要展現的是賦家“才智深美”的一麵,而這種“命賦”的寫作方式又使得苑獵京都大賦從其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成為帝王喜好、輿論風潮以及時代精神的承載體。因此以宏大的敘述模式和超凡的想像誇張來展現琳琅滿目的漢代社會生活圖景是我們所看到的苑獵京都大賦的基本主題。
12)內容上“勸百諷一”
漢大賦一般都可分為“勸”與“諷”兩個部分(出自揚雄),勸為放縱鼓勵,諷為諷諭。但漢大賦的勸諷兩部分在比例上嚴重失衡。“勸”的篇幅遠遠超過“諷”的篇幅。賦家們的創作衝動與熱情幾乎全部傾灑在前麵的部分了。他們的描摹總是求全求大,恨不得總攬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的全景全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心態顯得不急不迫,逍遙容與。過渡到“諷”的部分便意興索然,草草收場了。無怪乎揚雄後來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揚雄否定漢大賦一是因為賦的目的在於諷諫,而賦的實際效果則在勸不在諷,二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背離;二是作賦者的身份“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以司馬相如為例,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提到《上林賦》的創作時曾說: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借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這裏說得很明白,司馬相如的創作目的一是“推天子諸侯之苑囿”,“推”者,稱頌讚揚也,意識是審美;一是“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風諫”者,委婉地批評反對,意識是理念。兩個對立的創作意圖同時反映在一篇文章中,必將削弱諷諫的效用。因為他在描摹天子諸侯苑囿之宏大富麗時,受感情意向、審美體驗的支配,就調動了自己全部的藝術才能、藝術經驗和知識積累,進行了生動的具象的描寫;而在進行諷諫時,則是為理性觀念所支配,運用儒家思想體係中的概念和教條,進行抽象的說教。這樣,在客觀效果上,不但從思想意義方麵出現了“欲諷反勸”的現象,而且在藝術上也使得兩部分內容處於彼此遊離的不諧和狀態。
四)賦與詩的關係
賦與詩的盤根錯節,互相影響從“賦”字的形成就已開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更出現了詩、賦合流的現象。但詩與賦必竟是兩種文體,一般來說,詩大多為情而造文,而賦卻常常為文而造情。詩以抒發情感為重,賦則以敘事狀物為主。清人劉熙載說:“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
心累,真的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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