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功過與評價。要客觀的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幾乎處於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國資產階級曆史學的創始人梁啟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四十年來中國大事記》）。《清史稿》也說他“獨立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人當其衝，……近世所未有也”。但是，與李鴻章的地位和影響相比，史學界對他的研究是不夠的。長期以來，人們隻論及他對內如何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對外如何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對他的其他活動或者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因此，一提到李鴻章，人們自然要說他是劊子手和賣國賊。顯然，這樣評價曆史人物是有失全麵的。

毋庸置疑，對李鴻章鎮壓農民起義和經手簽訂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劣跡，加以抨擊和批判是理所應當的。但在抨擊和批判的同時，也需進一步作出階級的、曆史的說明。必須指出，就鎮壓農民起義而言，這是他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許多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在敵視人民這一點上，一切封建統治者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被後人譽為民族英雄的嶽飛和史可法，在階級矛盾激化時，都曾主張並執行了鎮壓農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雖是個抗擊外國侵略的英雄，但為了絞殺太平天國革命，他竟不顧病體之難，還以當年出戍時“苟利國家生死外，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詞句勉勵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總司令”。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當太平軍危及到他的階級利益時，也在江蘇高郵舉辦團練，直接參預鎮壓活動。地主階級士大夫是這樣，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何嚐不是如此。馬建忠百般仇視太平軍，目之為，“殘忍嗜殺”的“流寇”。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也時刻提醒統治者要防止農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於農民起義的對立麵。由此可見，不獨李鴻章一人采取了與人民為敵的態度，包括那些曾在曆史上有過功績，而且被後人加以肯定的進步人物，在階級矛盾激化時，統統都是站在勞動群眾的對立麵的。既然如此，對身為清朝大官僚的李鴻章的評價，何能因為他有過鎮壓革命的“政曆問題”而一錘定音呢。

關於他經手簽訂不平等條約之事，也應作出具體分析。不可否認，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了一係列的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它 “將中國生計一網打盡”，“自古取之國，無此酷毒者。”（譚嗣同語）“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義憤畢竟不能代替科學的曆史分析。如若對當時的實際情形作些具體的考察，就會得出其責任並不專在李鴻章一人的結論。從簽訂《馬關條約》來說，甲午戰爭時，恰逢西太後六旬大壽，這個抱定“寧亡外夷，不給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張從速和解了事，以免影響她的慶典。事實表明，這種“議和”的主謀者是西太後。同時，還不應忽視這樣的一個曆史事實，那就是，這次“議和”是在清政府全麵戰敗的情況下進行的。顯而易見，在敵人炮口下的“議和”，清政府無論派誰為“議和”代表，都不可能改變戰敗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見，《馬關條約》的最後簽訂，李鴻章雖有其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筆爛賬卻不能統統算在他個人的頭上。此後，經李鴻章之手簽訂的另一個重大的賣國條約《辛醜條約》，從清政府方麵來說，更是由西太後一手造成的惡果。

如果說，李鴻章一生的主要行跡僅僅局限於對內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他理所應當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但問題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時間從事於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洋務運動，而且他還是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因此要全麵、正確地評價李鴻章，不探討他在洋務運動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務運動究竟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史學界迄今尚無定論。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盡管這次運動的出發點是給行將滅亡的清王朝“補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觀上卻是順應曆史潮流發展的。因而，作為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李鴻章也就充當了社會發展的不自覺的工具。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敵視一切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製度的一切表現，但是這種敵視並沒有解除它應對資產階級人士在曆史上的進步和反動加以區別的責任。” （《列寧全集》第8卷，第34頁）應該說，這種“責任”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李鴻章的評價。如果隻強調他反動的一麵，而不提他進步的一麵，其評價就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鴻章就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用其人。”（《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他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國“自強”？而且還主張向外國學習呢？這豈不與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背道而馳嗎？顯然，這是由於他敢於正視現實所引起的。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的、閉關自守的。那時的中國人，“無論於泰西之國政民情，山川風土，茫乎未有所聞，即輿圖之向背，道裏之遠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83頁）封建統治者盲目虛驕，在他們眼裏，中國無疑是“天朝上國”，而別國都是“夷狄蠻□”。但是，從十八世紀下半葉相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國家並不吃這一套，他們要“按照自己的麵貌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頁）為了獲得商品、原料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外國資產階級猛烈地向外擴張。一八四○年，英國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從此，“天朝”的神話被打破了。時隔十六年，英、法聯軍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仍以清政府的慘敗告終。清政府對外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麼，對內呢，起事於一八五一年的太平軍，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裏橫掃江南。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各地的勞動人民又相繼而起。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震撼了整個中國，動搖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爛的軀體，從裏到外，從頭到腳，百孔千瘡，危在旦夕。麵對這“外憂內患，至今已極”的可怕情形，李鴻章等人感到已經不能照抄 “老譜”統治下去了。於是，他大聲疾呼：“事窮則變，變則通”，而“變”的關鍵在於“資取洋人長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麼，向外國學什麼？“資取洋人”的何種“長技”呢？對外戰爭使李鴻章“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強”之道，自然要從軍事改革、即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入手。他說：“西洋軍火，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利獨絕，故能橫行於數萬裏之外，中國若不認真取法，終無□以自強。竊為士大夫留心經世者，皆當以此為身心性命之學，庶幾學者眾，而有一二傑出，足以強國而瞻軍”（《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這裏，李鴻章竟把“船堅炮利”視為“身心性命之學”。正因為如此，他不但著手從外國購置新式槍炮，而且還陸續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等一批著名的軍事工業。對於李鴻章的這些活動，有的論者認為純屬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動的。依我看，這種觀點是欠公允的。不錯，說李鴻章軍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鎮壓人民革命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太平軍等不正是他夥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槍洋炮絞殺的嗎。但是，從刀矛劍戟到洋槍洋炮，清政府軍事力量的加強，並不僅僅意味著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災難。從抵禦外侮角度而言，無論怎麼講，在客觀上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製造總局在甲午戰爭期間加班加點，日夜生產，為前線提供彈藥是人所熟知的事。考慮到後一種因素，李鴻章從事的軍事工業活動是不能籠統加以否定的。

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李鴻章等人又逐步意識到“自強”與“求富”的連帶關係。他逐漸感到隻靠“船堅炮利”，還達不到“強”的目的，“必先富而後能強”（《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於是，他又派員興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礦企業。這些民用企業的出現，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是值得慶幸的。因為，盡管這類企業都采取了“官督商辦”的形式，但它仍為那些擁有大量資金，並渴望追逐高額利潤，但又無奈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獨立經營的私人資本提供了投資的場所。《申報》曾就當時上海商人投資近代企業的景況指出：“現在滬上股分風氣大開，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爭購之，以得股為幸。”（見該報1882年6月9日）《字林西報》也說：凡開礦公司“一經稟準集股”，商人們“無不爭先恐後，數十萬巨款，一旦可齊。”（見該報1883年 1月22日）這就清楚表明，商人們對“官督商辦”企業一開始是抱歡迎態度的。“官督商辦”企業在早期還是起到了促進民族資本發展的積極作用。其次，這些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外國商品的輸入和外國資本的擴張。李鴻章曾自稱他辦輪船招商局是振興中國商務，以“商戰”達到“俾外洋損一分之利，則中國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國侵略者也說他的“目的是要從外國公司的手中奪取勢力日益增長的沿海貿易”，“把外國人從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貿易排斥出去”（《洋務運動》（八），第400——401頁）。而實際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確多少打破了外輪壟斷中國航運的局麵。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擠垮的。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經過九載經營，使“華商運貨水腳，少入洋人之手者，約二、三千萬兩”（同上書，（六），第60頁）。因此，難怪李鴻章極其興奮地指出：“從此中國輪船暢行，……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同上書，第6頁）他設立上海織布局，同樣是為了“以華棉紡織洋布，酌輕成本，一抵敵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對洋商自運機器來華設立棉紡織廠，飭令海關“查明禁止”（同上書，卷78）。另外，外國侵略者還企圖在我國架設電線，他更理直氣壯地說：“權利所在，軍務、商務消息豈能使別國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9）。據此可以認為，我國的紡織、開礦等工業，直到甲午戰前未被外國侵略者染指，李鴻章是有一份功勞的。

在興辦近代民用企業的同時，洋務派還將軍事工業的重心從陸上移到籌建新式海防方麵。如果說在初創軍事工業期間，洋務派“禦外侮”還強調“不露痕跡”，宜趁“剿發逆”之機，“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後窺其中之秘”（《洋務運動》（三），第467頁）的話，那麼到籌建海防時，這種對付外來侵略的意圖，就日趨明朗化。所以會如此，一方麵是太平軍等農民起義到七十年代中葉均已被鎮壓，清政府渡過了它的內部危機；另方麵，外部危機卻紛至遝來，清政府與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又尖銳起來。對於籌建海防一事，李鴻章極為熱心，他指出：“西人專恃其炮輪之精利，橫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頁），“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漫海防，……今議海防，則必鑒前轍。”（《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籌議海防折》，第238頁）正是由於他的苦心經營，才把北洋艦隊建成當時最大的一支海軍。這支海軍雖然後來敗於日本之手，但它在對外反侵略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養人才也是李鴻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務運動初期，國內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強”、“求富”，沒有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怎麼行呢？！李鴻章首先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強調“培養人才，實為自強根本”。結果，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學、電學、測量、地圖繪製、機器與輪船製造及軍事科學的新型技術人才。對於這些，恐怕誰也不能說是件壞事吧！

還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的上述活動是在反對者群相毀謗的逆境中進行的。在頑固派的眼裏，凡“祖宗成法”中沒有記載的東西，無疑是“離經叛道”。翰林院編修丁立鈞曾說：“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獸，春秋患亂臣賊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談洋務之大者也。”（《洋務運動》（一），第251頁）他的這番話頗能代表所有頑固派的心理。這樣一來，李鴻章自然成為他們攻擊的首要目標。麵對此類非議，李鴻章非但沒有退縮，反而諷譏這些渾渾噩噩的頑固分子說：“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製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主，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個封建大員敢如此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謂難得。那麼，能否說李鴻章的洋務活動都值得稱道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務，並不是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意在給病入膏肓的封建殘骸打強心針。其次，盡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滿了明顯的抵禦外侮思想，但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認它們侵略中國的現狀，而且還試圖得到它們的幫助。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我們在評價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時必須指出並應加以譴責的。

列寧指出：“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綜上所述，隻要我們尊重曆史事實，就不能不承認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因而，對這樣一個表現複雜的人物，是不能輕易加以全麵否定的。

對李鴻章評價如何？

正麵評價

李鴻章正麵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麵。

負麵評價

負麵評價主要來自於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製於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係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後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對於李鴻章的評價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自我評價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嚐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正麵評價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誌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拚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曆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禦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1896年，美國《紐約時報》認為美國民眾對李訪美反響熱烈是因為“都想一睹清國總理大臣的風采，因為此人統治的人口比全歐洲君主們所轄子民的總和還多”國賓禮遇“不僅表明了他個人的崇高尊嚴，同時也表明了大清帝國的偉大。”[31]

1896年，李鴻章訪俄，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評論對李鴻章的印象時說：“我認為李是一個卓越的人物，當然他是中國人，沒受過一點歐洲教育，但受過高深的中國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曆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負麵評價

李鴻章與守舊的清流派翁同和長期不和。翁同和曾出上聯“宰相合肥天下瘦”譏諷李鴻章，被李以下聯“司農常熟世間荒”回擊。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省籍的士紳打算擁清抗日，爆發了乙未戰爭，隨即敗於日本。台灣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戰爭後寫下一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兩句意在諷刺李鴻章。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曆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北京唱蘇昆曲的，有一個飾演醜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詞：“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劉趕三遭此侮辱隻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趕三一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另有說法曰，劉趕三小名“羊三兒”，故訛傳為“楊三”。也有說法是“楊三”指的是，蘇州籍的名醜楊鳴玉。

清朝和法國的戰爭結束後，簽訂條約放棄對越宗主權，左宗棠評價李鴻章是：“對清朝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曾國藩死後，李鴻章為了遏製左宗棠的勢力，亟言“白銀更勝白米，錢根即是命根”[35]，所以“排左必先除胡”，同時也因為胡雪岩在洋務上和他競爭，決心打擊大商人胡雪岩，並在胡雪岩因為要從外資和買辦資本手裏奪回生絲定價權而極大占用資金時，利用權勢暫扣應該付給胡雪岩的中法戰爭餉銀，並散布胡雪岩資金鏈斷裂消息，引發擠兌，胡雪岩因此倒閉。

李鴻章訪問德國，會見德意誌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問他：“你當了一輩子的中國宰相，告訴我，你有什麼足以自傲的政績？”李鴻章就說，他怎樣領導軍隊剿滅了太平天國和造反的撚匪。據梁啟超記述，俾斯麥聽了通過翻譯告訴李鴻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過，我們歐洲人卻認為，打仗要戰勝外族人才是功勞；國內自相殘殺來保持一國的穩定，我們歐洲人不拿出來談。”[36]

傳聞李鴻章在見了俾斯麥後，曾得意地說有人稱他是“東方的俾斯麥”，但俾斯麥聽後，卻微笑回答可沒有人說他是“歐洲的李鴻章”。

中立評價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居位之高之久，卻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

全麵評價李鴻章100字

李鴻章是晚期中國政壇上少有的開明的封建士大夫。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都是這一階級屬性的具體體現。李鴻章較倭仁等頑固派較為開明，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主張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並身體力行，創辦江南織造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一批近代的軍事和民用企業，客觀上抵製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

對李鴻章這一曆史人物的再評價

李鴻章是晚期中國政壇上少有的開明的封建士大夫。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都是這一階級屬性的具體體現。李鴻章較倭仁等頑固派較為開明，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主張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並身體力行，創辦江南織造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一批近代的軍事和民用企業，客觀上抵製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他還積極創見中國的海防，籌劃北洋水師等增強了我國的國防能力；派人出國留學，興辦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引進了一些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至於爭議最多的對外戰爭極力妥協，壓製愛國軍民的反侵略熱情，戰後簽訂《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這確實是李鴻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難想在弱肉強食、強盜橫行，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大環境中，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夠取得平等的發言權，他背後更深刻的卻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他沒有擺脫晚清政治的陋習，存在著貪汙腐化的一麵，也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是政治製度的落後，堅持“中體西用”是其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

總之，評價曆史人物要循著公平、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從階級分析和曆史發展的角度全麵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天下惟庸人無咎可譽。”說得好，出錯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兒的人，而不作事兒是不會犯錯誤的。“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曆史與真實的差距確實很大，其實多做實事的人未必能流芳萬世。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材,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才識過人，隻是生不逢時，值得同情。至少李鴻章在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和外交的現代化上還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在經濟現代化方麵，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派遣中國第一批學生留美等等。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洋務運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

在外交現代化方麵，應該說，中國的現代化外交是從李鴻章開始，曆史上的中國外交都是進貢關係，真正與世界列國平等外交應該是從李鴻章開始，李鴻章應該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雖然簽了馬關條約），晚年有周遊列國，與各國政要交往，各國對李鴻章的評價都還很高。

曆史畢竟需要反麵教材，李鴻章簽了那麼多喪權辱國的條約，自然首當其衝，不過，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還是應該客觀地紀念這位洋務運動的老前輩，這位創立多項實業的老前輩，這位開創中國現代外交的老前輩。

當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大門的時候，麵臨著內憂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視而不見，或者認為外國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槍洋炮當作妖法，對他們而言，隻有莫名的恐懼；或認為外國利器神妙莫測，無法學習；認為學習西方就是以夷變夏。李鴻章當時中國極少數能夠正確對待西方技術的人之一，他在頑固派的阻撓和謾罵之下，極力主張“師夷長技以自強”。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大型兵工廠，第一座煉鋼爐，第一條鐵路，第一個煤礦，第一個紡織廠，第一支近代海軍，第一艘輪船，第一個到西方的留學生等等，洋務派創造了中國近代的許許多多的第一，無疑為中國的近代化邁出了第一步。

大多數人都會為他一生所從事的“洋務”而痛罵他，誠想，那時除了李鴻章，還有哪個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拖著辮子的官員可以同外國人周旋。李鴻章做為大清國的“外交家”，在戰敗求和談判中，除了把損失減到最小，他也是無可奈何，每次談判，他總是麵臨兩難選擇，他除了通過權衡從中兩害取其輕，對於其他，他是無能為力了。每一次在國家臨危機時，總要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被國人視為賣國賊，但國人可曾想過，每次簽定了不平等條約，他自己也要遭愛多少傷痛與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馬關，他不僅在馬關遭受刺客的襲擊，更在傷痛之下，仍堅持與日本，極力維護清政府的利益，卻在帶著臉上的繃帶與《馬關條約》國時受到各方麵的壓力。其中的困處，除了親身經曆，是不能能徹知曉的。

李鴻章不僅在“洋務”方麵表現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經濟方麵做出了他突出的貢獻，借著大清國的財力，更是憑借自己卓新的思想與觀念，。李鴻章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事企業；上海洋槍三局。不僅於此，由於李鴻章的主持與參與，洋務派還興建了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李鴻章為大清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到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咒罵痛斥這時，確實深深自省，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評價一個人，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有人對李鴻間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銳的手腕。在中國，評價一個人尤其是像李鴻章生成大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的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艱難的事情，但無疑的事，李鴻章肯定是十九世紀，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李鴻章是晚清偉大的人物，他繼承老師曾國藩的事業，開啟中國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個真正看世界的中國文人與官吏。他的看世界當然比林則徐來得偉大。林則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與官吏，但他屬於舊時代的文人與官吏，所以他所開啟戰爭的目的是企圖將外人全部驅逐出中國，最後以失敗告終。

李鴻章所要進行的事業是想讓中國工業化，軍事化，教育化，但他隻成功了一半。中國確實在他的倡導下進步了，而且進步非常大。在實業方麵並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時，中國海軍在東亞是領先於日本。工業也領先於日本。這在西人當時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對他的熱情評價。日本領先於中國在於立憲，在於常備軍製，在於國民的熱情，和國內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穩定。

具地講，中國落後於日本在於政治製度方麵，在於國民萬眾一心的勇氣和探索精神。這些東西我們中國曾在漢、唐時一個也不少啊。其他微觀因素還有:第一是連年的災害，這不得不令翁同和將海軍的軍費壓縮，而去救災(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說的是與李鴻章鬧個人意見!!翁與李個人關係很好。翁有許多次求助於李，李全部答應。)。第二，中國的國家和政局不穩，每十年有一次戰爭，或對外或對內，而且每次要選在太後萬歲之時，這也是令太後不愉快的事情。中國的國力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來填補軍費等開支。第三，國民素質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還是太低。教育的內容還是二千年來的科舉製的內容，雖有一些經世致用的內容，但與當時的泰西諸國的科學比較，顯然落後幾百年。第三，國民沒有愛國熱情，在滿人當政漢人受壓迫的年代，漢人是不會真正替滿人出力的，一切唯滿人的意誌而決定，漢人逆來順受，雖然在洪楊之後，有曾，李，左等大臣擁兵地方，但號召全國顯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鴻章所倡導的事業也隻能在北洋和南洋有開拓性的進展，在其他地方是沒有動靜或很少動靜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階層沒有緊迫感，李鴻章再急，也無濟於事。還沒有一個奮勇爭先的官僚階層為中國的奮起而努力。這點日本較中國強幾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鴻章這樣真正看世界的人，也並不完全知曉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實用性為主，如軍事，如實業，如教育等，沒有看到法律，科學，政治製度，種族關係這些在背麵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體製與文化體製、種族體製、社會的法律的體製。所以孫中山對李鴻章雖屬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這一缺陷。第六，中國傳統文人與官吏所具備的美德束縛了李鴻章等人的手腳。他們唯知忠君報國，不論上麵的決定是好是壞，總是唯命是從，一切不敢抗命，與孫文一代比，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甲午戰爭失敗了，李鴻章也失敗了。李鴻章失敗後，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周遊世界。他是中國人中走得最遠，走得國家最多的中國文人與官吏。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他在這些歡呼中保持了冷靜和尊嚴。他更加廣泛地了解了泰西諸國的政治，經濟，工業，人文，治世之道。與俄國建立了聯盟，也以實業做誘餌，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國的好感，來華投資者漸多。

李鴻章自身失敗了，但他的的事業並未全敗，又被他傳給了袁世凱。袁世凱比李鴻章強的一點是非常有頭腦，有決心，有毅力，有勇氣，有規劃，所以能最後成功。但這成功的起點當是起自曾國藩，繼自李鴻章。這三人相輔相成，誰也不能少掉誰。所以我們現在說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起自林則徐，也可以說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說是起自曾國藩和李鴻章。

李鴻章當然不是完人，世間本無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談。李鴻章像所有偉大人物一樣，不在於他自身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找到了使中國強盛的事業，並選擇了繼承者，將這一事業傳接下去。這也是李鴻章留給中國的最有意義的遺產。

我們評價李鴻章，不需要無聊地替他的失敗去辨解，去掩飾，去粉刷添彩，也無需大動肝火地去無端指責他的失敗，更無需很無聊地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沒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沒事就去取悅太後和皇上的人，沒事就與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沒事就與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頭的人。

李鴻章是中國的文人與官吏。有中國文人與官吏的主要特征與缺陷，也有中國人的骨氣，智慧，膽略，見識。我們應該把他做為中國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評他，去讚揚他，也要去愛護他，紀念他。

李鴻章是曆史人物。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曆史人物。成為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曆史上可值得一書的事與績。對待曆史人物，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去強求他要達到某個高度，如果達不到的話，就將之貶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同時，對曆史人物評價，也不能為現時的政治，政黨，時事等服務。搞順我者榮，逆我者亡。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襯。是事實，不是麵團。對李鴻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實為基礎，而不但以個人的好惡和感情去妄待他

曆史對李鴻章的正確評價是什麼？？

關於李鴻章的曆史評價基本上是圍繞著他簽訂《馬關條約》，出賣國家主權的問題上展開的，因此李鴻章也就成了一個漢奸，清朝的走狗。其實這種評價是不公平的。首先，簽訂《馬關條約》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應該說是慈禧的意思，李鴻章不過是一個傳達命令的人，因此不能把這個罪名加到他的身上。

其實李鴻章也是一個有作為的大臣的，首先他不是滿洲血統，能作為一個漢人在清朝當上如此大的官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也是一個積極的領導者，創建了很多現代的武裝力量，雖然沒有起到救國救民的作用，但也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李鴻章曆史評價

李鴻章的曆史評價：

李鴻章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麵。

但後人也多詬病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製於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係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人物簡介：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肥東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後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如何正確評價李鴻章？

評價李鴻章的兩個前提

要認識和評價李鴻章，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前提：

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後挨打的局麵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曆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於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隻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麵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製的根本痼疾。

由於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台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裏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如中央的奕訁斤、文祥集團；地方的曾國藩、左宗棠兩個湘係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係集團，是這些集團裏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誌性人物。由於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曆史人物。

二是李鴻章究竟幹了一些什麼事。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後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裏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賞穿方龍補服），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係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麵三個，後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並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裏，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局采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裏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製造局由於模仿生產西方的船隻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於采用了股份製，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采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一直為後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禦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隻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後的一麵，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醜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麵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裏，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隻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蓋棺尚不能論定

李鴻章去世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去世後，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他雖然已去世一百餘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曆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汙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麵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革命的鎮壓者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在主持洋務活動中的“賣國”，洋務又分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兩大類，隨著近年來海內外研究的進展，學術界對他在洋務———近代化建設方麵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對於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則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中疑點最大的，是他在簽訂《中俄密約》和中東鐵路交涉時，是否收受過俄方的賄賂問題。前不久，長期研究張蔭桓的學者馬忠文先生，經過旁搜博證，寫出《旅大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疑點》，予以廓清，認為李張二人不可能接受賄賂。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再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目前的研究顯示，李鴻章在談判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所謂“商讓土地”即割地之權，也是早經授予的；至於賠款數額，根據甲午戰爭史權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於我方密電碼早在戰前就被日方破譯，因而二萬萬兩賠款的底線早被日方掌握，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無濟於事，這隻是科技不如人，落後必然挨打的鐵證。

我覺得，“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製於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係，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製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隻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於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裏！

他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強手，也是經濟天才；軍事上內戰屬強者，外戰屬庸者（不完全是弱者），軍事思想不如他的後輩先進；文化上是奉行“中體西用”的代表——這點個人比較欣賞，這才是真正的“拿來主義”，比“全盤西化”和“閉關自守”都來得符合實際；官場生存方麵，也屬於強者，一直能立於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隻能屬於封建王朝的衛道士，根本不是什麼新時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評價自己的那種“為破屋子修修補補的裱糊匠”，根本不會想到把那間“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啟超說得好：“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的事跡及對其的評價

中文名：李鴻章別名：李中堂、李二先生或李合肥國籍：清朝民族：漢族出生地：安徽合肥東鄉（今瑤海區）磨店出生日期：1823年2月15日逝世日期：1901年11月7日職業：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代表作品：《李文忠公全集》主要事跡：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參與洋務運動曆史貢獻：積極倡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身後哀榮：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諡文忠評價： 大清國旗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總和各方麵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誌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禦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嚐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隻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李鴻章評價

李鴻章，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始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他一生有功有過,但從曆史角度來分析,他一生功大於過,應對他是較好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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