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思想究竟是什麼?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儒家經典。

四書,拚音：sì shū.解釋：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儒家經典。例句：賈母因問林黛玉念何書。 黛玉道:“隻剛念了《四書》。”——《紅樓夢》

1、《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 南宋 理學家?朱熹?注《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分章斷句，加以注釋，配以《孟子》，題稱《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始立，後用作學習的入門書。 元 皇慶 二年定考試課目，必須在“四書”內出題，發揮題意規定以 朱熹 的《集注》為根據。 明 清 相沿不改。 元 方回 《古齋箴》序：“近世 朱 氏‘四書’，吾服膺焉。”參見“ 四子書 ”。

2、指四部書。 南朝 梁 蕭統《謝敕賚製旨大涅盤經疏啟》：“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 唐 陸龜蒙《奉和襲美二遊詩》：“嚐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陳建冰《題載敬堂》：“載道興文，心遊六藝；敬天樂遇，德體四書。”參見“ 四部書 ”。

《中庸》是一篇論述儒家人性修養的散文，原是《禮記》第三十一篇，相傳為子思所作，是一部儒家學說經典論著。經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終和《大學》、《論語》、《孟子》並稱為“四書”。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作人的規範如"五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調和”，這是對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錯，中庸的確有“平庸、折中、調和”的含意，但這些絕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則《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後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為經典了。

在儒家看來“中庸”不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證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同時也是一種思想方法。作為具有具體內容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中庸”由孔子首創，再經過後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實發展，終於成為一套儒家的處世規範。但如果單純從“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說正是從前人有關“中”的思想發展演變而來的。

“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見的字義有三，一指中間、中等、兩者之間；二指適宜、合適、合乎一定的標準，用作動詞；三指人心、內心，即人的內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會把“中庸”理解為折中主義或調和主義，就是僅僅把“中庸”的“中”字簡單地理解為“中”的第一種含義，故而造成對“中庸”的屈解，其實，“中庸”的“中”與上述三種含義都有關係，隻有把這三方麵的意思貫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義。

“中庸”裏的“中”首先是“適宜、合適、合乎一定的標準”的動詞含義。這個含義我們今天也在用，讀作zhòng，如“你這話很中聽”的中就是這個含義。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指乎’”，《孟子盡心下》這裏的“中”就是適宜、符合的意思，《禮記·中庸》說聖人“從容中道”，《大戴禮記·保傅》說：“化與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這些“中道”都是中於道，合於道的意思，和折中調和、中間道路，沒有直接聯係。那麼，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麼“道”呢？這個“道”就是“禮”，儒家所謂的“中庸”應該首先指的是適宜，符合“禮”的行為，“庸”在這裏做用、講，“中庸”的含義就是使自己的行為為適宜、符合實用。也就是符合“禮”。在《禮記·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道……子貢越庸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禮，夫禮所以製中也。”由此可見孔子所謂“中”是以“禮”的要求為標準的。

隨著“中禮”的深入，“中庸”又有了進一步的含義。如《中庸》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在這裏“中”就已常常用業指人的內心世界，如《禮記·樂記》所謂“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左傳》中所謂“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發的喜怒哀樂之情是為了說明：禮是道德準則，是根源於人的含而未發的內心的。

由此一來，“中”就把內外貫通起來了，一方麵“中”是內在的指人內心的某種狀態，也即含而未發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麵，“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現於外部行為上的“中道”，合於禮，內心的“中”是行為“中道”的前提，而行為的“中道”則是內心之“中”的結果。

《中庸》一文的主要內容正是通過反複強調這種內外的關係本闡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說：“忠恕違道不遠”，“忠”也就是要存養省察內心之“中”，“恕”則是要長而為解在道德行為的“中道”，《中庸》認為道德修養首先要從人所不見的“慎獨”工夫做起，“內省不疚，無惡於誌”，達到內心的“誠”即含而未發的“中”，由此出發，就能“微之顯”，“暗然而彰”，漸漸外化為行動上的“中道”。內心的“中”與外部行為的“中道”統一，《中庸》稱之為“合內外之道”，“致中和”不僅能使君臣父子各處其位，而且可以參天地之造化，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當然，“中庸”的“中”還有中間、中等的意思，如“執兩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對走極端，在對立的兩極這間尋求比較適中的解決方案，既不要“過”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進”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賢”又要“容眾”，既要“致廣大”又要“極精微”，可以“樂”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傷”，可以“怨”但不能“怒”，這些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尋求適中的方法。

但，這樣一種適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為它處於兩極的中間，而是因為它合於內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標準，雖然處於兩極之間的選擇通常是比較正確的，但絕不能說凡是處於兩極之間的選擇都是正確的，正確與否不是由其中間性決定，而且由是否“中道”來決定的。

總的來說，所謂“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內在要求（人性、本心）為出發點和根本價值依據，在外部環境（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尋求“中道”，也就是使內在要求，在現有的外在環境與條件下，得到最適宜的、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的表達與實現。這也就是《中庸》所謂“致中和”、“合內外之道”。如果人們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處地這樣做，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因為中庸所要堅持的是合於內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確道路。因此，堅持“中庸”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負責任地唱一點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極端的調子難得多。荀子曾說：“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惡》可見要做到“中”。並不象做個和事佬那樣輕而易舉，需要的倒是膽量和勇氣。《中庸》所說的“中立不倚”，也決不是一種保持中立的騎牆派主張，而是儒家所標舉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君子節操。這一點聯係《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顯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可見“中立不倚”就是說“中”的道德信念和準則一旦確立，就永不偏離，無論治世亂世、有道無道，君子都要堅守信念，保持節操，“至死不變”。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說“匹夫不可奪誌。”《論語·子罕》曾子說：“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

孟子說：“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荀子·性惡》）《禮記·儒行》說：“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從這些話可以看出，堅持“中立不倚”，不調和，不妥協，正是儒家一貫的優良傳統。

總之，“中庸”既是一種倫理學說，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思想方法，強調內心之“中”與外在之“節”的準確契合，以達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則是適度，無過不及，恰到好處。追求中常之道，內外協調，保持平衡，不走極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篤實的民族性格。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什麼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

【出處】： 《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之道是中國古代唯心主義哲學觀點論，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業成功、生活與健康的根本理論，基本包含三層理論：

第一層理論：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離，不變換自己的目標和主張。這就是一個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第二層理論：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樂太過，治怒唯有樂，治過喜莫過禮，守禮的方法在於敬。所以月牙山人說：隻要保持一顆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長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層理論：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擁有一技之長，做一個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堅守自己的崗位，要在其位謀其職。

中庸之道的內涵是什麼

中——中庸之道，是處理一切問題的共性優化決策方法論，也是貫徹仁道即實現兩心調諧化的優化決策方法論。

為了在人際關係範疇弘揚愛心（公心）以調節私心，或處理好包括人和環境，以及萬物萬事之間的一切問題，都要求在事物的極端之間找出符合當時當地具體條件的優化實施方案，庶幾達到最佳調諧效果。實現這個目的，必須遵循一種尋求“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答案的優化決策方法論，這就是後人稱為“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了。

“中”在這釋義為正，本意“當為矢著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達到正確的結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為常道，以走極端為非也。所以也有人稱之為“中正之道”。

中庸之道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優化決策之道，廣泛適用於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工程設計，以至治國安邦的人生悠悠萬事，前文舉的一些關於應用科技的例子適可以佐證此理精湛中肯。英譯中庸之道為“黃金中道”（Golden Mean），實至名歸也。

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年）也有類似中庸之道的主張（Mesotes）。他考察各種德行，以為都相當於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而極端皆為謬誤或罪惡。例如勇敢是懦怯與魯莽之間的中道，磊落是放浪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澀與無恥之間的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

中庸之道完全不是有些人一知半解或故意曲解以為的那種不講是非的“中間路線”、不容標新立異的保守思想、甘居中遊的消極處世態度、苟且節製的犬儒主義；或以模棱兩可、調和折衷、和稀泥為能事，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的“鄉願”之道。

“鄉願”者，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一鄉皆稱願人（謹厚之人）焉。孔子責備“鄉願，德之賊也。”（《論語．陽貨》）孟子為此解釋道：“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這種貌似正經、委曲求全、討人喜歡的偽君子，表麵上樣樣都好，但不分是非，似是而非，極富欺騙性，所以“恐其亂德也”。

漢語裏的“中”字，有中間、中等、普通、一般的意思；“庸”字可作平凡、低下、不求上進，沒有出息解，因此很容易“顧名思義”誤解中庸之道為上述種種貶義，以訛傳訛，似昭昭而實昏昏也。長期以來，談論中庸之道的文章不計其數，關鍵在於罕有探本溯源，科學地全麵地邏輯地係統地整理歸納，運用通俗信達的語言說個明白的，以至相距豈止十萬八千裏，風馬牛不相及也。（若決意避開中字和庸字的誤解，何妨把中庸之道理解為“常正之道”。）

人們常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為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當然組成部分，以為西人不之諳也。其實中國兩千年來偽儒當道，“政教合一”，握有無製衡絕對權力的專製王朝推崇中庸之道是假，反其道而行之是真。因此專製皇權不可能將中庸之道切實付諸政治實踐，禦用偽儒也不可能將中庸之道說個明白，特別是宋末偽儒竟將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不講原則的“鄉願”當做了中庸的模範，這就是上述誤解貶義始終揮之不去，認識混亂曖昧的社會背景了。

西方現代民主共和政治製度本質上作為不期而然的中庸之道產物，大體上具有“當然”符合中庸之道運行的特性。它的自由、平等優越性，不是建立在絕對平等或是極端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它用法治（憲政）限製極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製度限製極端自由主義之害，造成一種萬變不離其中（中庸）的優化決策體製。即便決策人物壓根兒沒有領教過中庸之道經典理論，甚至當事人思想失之偏激，這種體製仍然可能提供整體決策收斂得中的必然性。

**曾經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黨和國領導製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特別高明嗎？非也。關鍵在於這些國家形成了一種不斷求中的決策機製，盡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製具有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比較容易及時發現和製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和自我完善。

值得我們一想的是，如果有了中庸之道的素養和自覺性，又有一種萬變不離其中（中庸）的優化決策體製，人類世界會不會變得更有希望，更有效率，更加美好？

有史以來中外實踐，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時人親身經曆的戲劇性世局急劇演變可為見證，凡社會發展進步有成者，莫不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中庸決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極端者多歸於失敗。

**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書信選集》147頁）

關於中庸原理，散見儒家論述，並不完全集中在子思傳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體上可從下麵四句綱領性口訣去領會：“允執厥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所貴者權”是也（厥與其通，允執厥中即允執其中）。下麵逐項說明之，希望有助於“很好地解釋一番”。

（1），允執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為常道也”。《禮記》解釋中庸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論語．堯曰》稱中庸要“允執其中”，道統之傳，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虞書．大禹謨》）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是謂堯、舜、禹三位傳說中的聖王，都以中庸之道為傳世之寶，授受之際，叮嚀告誡也。

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兩端”是指矛盾對立的兩極，隻認識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極，都將失諸片麵，必須“叩其兩端”，從兩端中作出優化選擇，即求中是也。這就是說，在一個命題涵蓋範疇的極端情況之間，總可以找到一個“發而中節”，契合事物本質特征，整體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處的優化解答，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稱“致中和”，與上文借無線電學名詞用的“調諧”同義；這裏的“和”，亦即“和諧”或稱“和合”。“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論語．雍也》乃有高度評價“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實驗”中談到：如將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理解為對立麵的調諧（統一）和變革（鬥爭），其中變革是手段，變革的目的是追求調諧，而不是為變革而變革。調諧不僅是變革的目的，即便變革本身或即事物發展和運動的過程，也應講究和追求調諧，以減少損失（痛苦），提高效率。

先秦時代，許多學派都研究過事物對立麵的調諧（統一）和變革（鬥爭）的關係。其中道家認為禍福、正奇、善妖等對立麵之間可以反覆無條件轉化，頌揚弱勝強的轉化，但不明確變化的目的性；法家則強調對立的絕對性，主張強淩弱，大製小。儒家觀念與他們不同，以實現調諧為變革的目的，也以調諧為變革的高明手段。“允執其中”就是調諧觀念在方法論範疇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貫徹於儒家的全部理論和實踐。

《荀子．宥坐》篇記載孔子在魯桓公之廟，看到欹器，有感而發的故事。夫子問守廟者：“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聽說過“宥坐之器，虛則欹（傾斜），滿則覆。”於是讓弟子注水試驗，可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子喟然而歎曰：‘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這裏說的“虛”和“滿”都是兩種極端傾向，宥坐之器因而產生“傾斜”和“倒覆”的現象，隻有“中”才能正，“守中”為“聰明聖智”之舉歟！

如前所述，作為“調諧”的“和”，是包括人際、人與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靈，以及萬物之間的一切相互關係的優化相處原則；仁學講求的中庸之道，追求的主要是人與人，或人與事之間的“和”——調諧。尚“中”致“和”，做人要中，處世要中，思慮要中，審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是律也。

（2），過猶不及

這個中的位置究竟該如何界定呢？

《論語．先進》中記載著孔子和子貢的談話。子貢問老師，子張和子夏誰優勝？孔子說子張顯得過頭，子夏有些趕不上。子貢就說是不是子張強一些，孔子的答覆是“過猶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確切位置，是優化選擇決定的，座落在過頭和不及之間的“無過無不及”的“臨界位置”。從數學觀點加以譬解，這個中並非意味變量在坐標區間的幾何中點，而相當於微分學對應函數最佳極值（導函數為零時）的特定位置，無論左偏右離，都不如這個中位的效果最好。

過頭和不及是事物的兩種極端化傾向，或者說兩種錯誤傾向，孔子認為都不足取。譬如說，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騖遠，也不應自暴自棄；既要追求理想，又須麵對現實。為政過嚴或太寬都不好，“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製訂政策，借用現代政治語言講，就是偏左（激進）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錯誤。孔子主張凡事有度，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中道也。

孔子將中庸視為君子應有品德，嚐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無所顧忌，任意橫行，放縱極端也。

**說：“‘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書信選集》145－146頁）

過頭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現在量的範疇。量的過頭或不及終將引起質的惡性變化。在政治領域，人們常常把過頭或不及稱為**或**。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對安定的質的需要。

孟軻講了一個關於經濟政策上過猶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個好心腸的經濟學家，建議更改稅製，把當時實行的“什一而稅”降為“二十而取一”。孟軻指出，這種低稅率適合於北方貉國那樣五穀不生，唯黍（一種稱為黃米的雜糧）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餐，無百官有司的後進少數民族地區；如果行之於中國，不顧“器不足用”的後果，將造成“去人倫，無君子”“不可以為國”的倒退惡果。白圭聽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軻以為，如果違背了體現中庸原則的堯舜之道，把稅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過於加重稅收，則大桀小桀也。（見《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見經濟政策上過頭或不及的量變，會造成政權性質惡化變質。

《論語》中說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等片語中，每個“而不”後麵的字兒，非過即不及也。

中庸反對過頭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簡單折衷，不等於不講原則的平均主義。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漸進，但並非無原則的和平主義者，不排斥必要的戰爭，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戰爭、為消滅戰爭而戰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戰爭，以及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暴力抗爭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應用科學範疇，像上文提到黃金分割比例體現視覺最佳效果；或要種好莊稼，土壤酸度必須適宜；或根據不同國情製訂適當的稅率那樣，中庸之道不僅有其科學的定性要求，而且應能在實用層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計算、檢測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誤，其實無一不是“過”或“不及”的後果，教訓例子俯拾即是。萬物之靈之高明，在於透過萬花筒般的無數表象，悟出一個“無過無不及”的優化求中道理，並進而掌握這個優化求中的主要途徑，方能落實求中的具體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際關係範疇優化求中的根本途徑？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

“和”與“同”，在漢語中可以是同義詞，但在這裏是有區別的。事物通過變革達到實質上的統一或調諧狀態，叫做“和”；掩蓋或否定事物的矛盾，隻求表麵上的整齊一致，謂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視那種善惡不分、含糊苟且、兩頭討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孟子．盡心章句下》）的折衷主義者，稱之為“鄉願”，貶之曰“鄉願，德之賊也”。與“鄉願”迥異，中庸之道反對折衷主義者的“同而不和”，讚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與孔子同時代的晏嬰曾舉燒湯為例，解釋“和而不同”的涵義。他說所謂“和”就象廚師拿水、火、醯（相當於醋）、醢（魚肉等製成的醬）、鹽、梅等不同甚至對立性質的物質操作調合，烹飪魚肉，“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使其品味恰到好處，成為享用滿意的佳羹。單純的“同”就如以水調劑水，不用火、醯、醢、鹽、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無人問津。

今就人際關係（人與人，人與社會）上的“和而不同”作一點說明。

凡循中庸之道決策，必有其共識基礎，方能集合眾人力量進行貫徹，這就是調諧意義上的“和”。“和”絕不意味著沒有或無視不同意見，相反地，中庸學說肯定事物的複雜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視“不同”為理所當然。孤立的單一的因素不能構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讓介乎極端之間的各種異見，特別是對立因素充分溝通、辨析，折衝，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運籌統合，達到統一或調諧，方才能夠得中，從而導致美好的結果。

以君臣為例，孔子主張對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的態度。所謂犯，就是提意見。“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見解的協調結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蓋矛盾，相反地，要通過群言堂、百家爭鳴，即容許不同意見充分抒發和交鋒，融百家之長，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導致優化決策。反之，所謂“同而不和”則是君說可，臣亦說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見不敢說出來，成為君主一言堂，結果非犯錯誤、出亂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為人人稱讚你就是好事。子貢問孔子：“鄉人皆好之，何如？”夫子說：“未可也。”他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夫子說：“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好人說好），其不善者惡之（壞人說壞）。” （《論語．子路》）

在個人修養方麵，孔子說過：“質（樸實）勝文（文雅）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意思說：做人如果樸實勝於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勝於樸實，則顯得欠缺誠心；兩者調諧適勻，互補其不足，方可成為君子也。

孔子好給別人提意見，也歡迎別人包括弟子們發表不同見解。顏回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但過於謙虛，和動不動直言質詢的子路太不一樣。孔子對此是不滿意的，因此說過：“回也，非助我也，吾言無所不說（悅）。”

“和而不同”要求常懷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寬容”一詞“Tolerare”原義那樣：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現代民主社會人們常說的一句口頭禪：“我不讚成你的話，但是我要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據說是法國人伏爾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認“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求中致和，體現了經由多種因素特別是對立因素的鬥爭或變革（首重良性競爭）尋求統一或調諧的精神。推而論之，“和而不同”作為一項原則性共識，莫非現代民主政治廣泛包容多元文化（或“非群體文化”）的優化決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確處理家庭成員、辦公室同事關係以至集團、國家、民族紛爭，追求全球化、世界主義，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2年10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在美國布什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闡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指出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

2003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介紹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時說，“和而不同”是其中一個偉大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他認為，用“和而不同”的觀點觀察、處理問題，不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國際社會化解矛盾。

（4），所貴者權（君子時中）

“情況在不斷地變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權達變（Act as the Occasion Requires），因時、因地、因體製宜行事；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富於靈活性，與時俱進的決策之道。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無過無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會一成不變，隨情況變化而隨時變化。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章句》）“時中”，就是因應不同時機，揆情度勢以求中。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茲（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時。”（《孟子．公孫醜上》）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對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轉移”。

孔子說“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說人處在富貴的地位就按富貴者的情況行事，處在貧困的境地就按貧困者的情況行事，處在不開化的夷蠻之地就按夷蠻的情況行事，處在患難的境地就按患難中的情況行事，一切都要腳踏實地，從實際情況出發。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如果不通權變），與墨翟“兼愛”極端無異；顏回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朱“為我”（唯我）極端無異，都不值得讚美和效法了。古禮有男女授受不親之說，有個死腦筋的人問孟軻“嫂溺（落水），則援之以手乎？”軻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給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問以不同答覆。因為子路保守，孔子著重鼓勵；冉由激進，則強調求穩。在要不要做官的問題上，孟軻有句話“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華爾街基金經理，必須因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投資組合（Portfolio）。基於避險原則設計的對衝基金（Hedge Fund），要不時調整策略。投機性的“當日交易”（Day-trading）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場脈動。

治世大赦謂得中，亂世用重典亦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發展變化。英國著名詩人雪萊寫過一句貌似悖論的警句“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所謂中，即中庸決策的答案，當然要隨時間和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所以貫徹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從實際出發靈活應用，見機行事，不應拘泥於某種主義、教條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執中而不知權變，猶“執一”也。孟軻稱“執一”為賊道，舉一而廢百也。

此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也。

從以上“允執厥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貴者權”（君子時中）四條綱領可見，中庸之道是一種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學方法論。其特點為反對走極端，主張在異見、對立之間尋求協調統一，找出對各方統籌兼顧，具有寬大包容性和廣泛滿意度的黃金中道，體現了和平理性、穩步漸進、損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實現調諧為目的的優化決策路線。

中庸決策路線在社會政治實踐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積分習題或工程設計計算那樣精確度的解答。由於人們認識上的局限性和複雜事物難以預測的變化，使得社會科學意義上最好的中，也隻能是數學觀點上的近似解，而且難免偏差以至錯誤。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種不斷求中的機製（而非一時一事僥幸取勝），具備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為中軸線，那真實決策好比在這根中軸線上下左右圍繞行進的收斂曲線，其偏離和時滯不至於太遠太久，萬變不離其“中”了。

在社會生活實踐中，中庸之道講起來容易，做起來是極難的。《中庸》有言：“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情況經常是，“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聰明人容易過頭，愚蠢者往往不足；好人容易過頭，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們已經好久做不到了）！”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為極高明的方法論，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隻有在適宜的氣候環境中才能持續茁壯成長。在人際關係和社會政治領域，有了仁做指導思想，還要運用中庸之道作為方法論，製訂出合乎仁的行為規範，即禮（包括法）。有了仁為思想基礎，有了合乎仁的禮為保障，在兩者互為表裏所釀造的氣候環境條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進入萬變不離其“中”的佳境。沒有仁和禮的相輔相成和反饋作用，就社會政治決策領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難，莫非“難於上青天”？

做人的中庸之道是什麼意思

思是做人做事要圓滑，表達意見比較柔和溫婉，就算對於你不讚同的事情，表態也是比較婉轉，說話無明顯取向，不偏激

怎樣理解"中庸"的思想?

小談《中庸》（自己寫的）

所謂中庸之道，是儒家提倡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質達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論與方法。 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質以達到太平和合的理論和方法包括其主題思想、理論基礎、具體內容、檢驗標準、知行方法、重要途徑等方麵的內容，而這些內容集中反映在儒家巨作《中庸》中。

在許多人如今的理解中，“中庸”即 “平庸、折中”等類似意思，這是現代人對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錯，中庸的確有“平庸、折中、調和”的含意，但這些絕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則《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後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為經典了。在儒家看來“中庸”不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證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同時也是一種思想方法。作為具有具體內容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中庸”由孔子首創，再經過後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實發展，終於成為一套儒家的處世規範。如果單純從“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說也部分繼承了當時認為的“中庸”思想發展演變而來的。

《中庸》一文以“天人合一“這一思想為其理論基礎，通過反複強調內外的關係闡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說：“忠恕違道不遠”，“忠”也就是要存養省察內心之“中”，“恕”則是要長而為解在道德行為的“中道”，《中庸》認為道德修養首先要從人所不見的“慎獨”工夫做起，“內省不疚，無惡於誌”，達到內心的“誠”即含而未發的“中”，由此出發，就能“微之顯”，“暗然而彰”，漸漸外化為行動上的“中道”。內心的“中”與外部行為的“中道”統一，《中庸》稱之為“合內外之道”，“致中和”不僅能使君臣父子各處其位，而且可以參天地之造化，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在《中庸》一文中，雖然其主題思想在當時以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被很全麵地理解，但其自身充分體現出了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即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從“中和”中體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這一主題思想集中體現在了全文的開篇，例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簡意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這一主題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謂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謂道”是說人們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們的善良的天性辦事情，“修道之謂教”是說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則去進行修治，等等。

至於《中庸》的主要內容，大體可以分為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幾個方麵。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將君臣關係視為上下關係，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通過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係，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中庸》認為要處理好這些人際關係需要靠人們內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而這三者的培養基礎在《中庸》中認為時要靠“誠實“的，而“誠”也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最根本條件。如能至誠，便能成己成物。“以誠修身，成己也；以誠治人，推而至於讚化育，參天地，皆成物也。”所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這個”一“，就是“誠”；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以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以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以無怨恨、敬重大臣以明治政、體恤群臣讓將士就會盡力報答、愛護老百姓以勉勵百姓、勸勉各種工匠意充足財富、優待遠方來的客人意歸順四方、安撫諸侯以得天下敬仰。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這九項工作，事實上也就處理調節好了九種人際關係。調節這九種人際關係是使天下國家達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證。

《中庸》一文在極力推崇“中庸”思想之時，也看到了中庸之難行。中庸之道，非常難行，過與不及都會偏離中庸。君子能時中，故其為真中庸；小人不能適中，而自以為中，故實為反中庸。知者、賢者以中庸為平凡而不屑知，不屑行；愚者、不肖者，則又不及知，不能行。所以“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這些都說明了“中庸”之難行。

在《中庸》全文中很多地方都體現了對於孔子中庸之道的讚美。曾言仲尼遠宗堯舜，近法文武；上法天，廠法地，故其道廣大如天地，悠久如四時，光明如日月。具備聖(聰明睿知)、仁(寬裕溫柔)、義(發強剛義)、禮(齊莊中正)、知(文理密察)五德。足以有臨、有容、打執、有敬、有別。言其大，則淵博如天；言其深，則淵泉如淵；言其用，見而民莫不敬，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揚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其德可以配天。次言仲尼之教至高至善。它“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能行“不言之教”，“無為而治”。不待責罰而民白化，以致“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其化民，直如上天之化育萬物，達到無聲無臭的崇高境界。

《中庸》對孔子“過猶不及”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闡發中和之為用。認為不偏不倚是衡量一切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也論述了達到中庸之道的條什和方法， “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後開而複合，其合也有漸。”結構嚴密，體例完整，是一篇邏輯嚴密，表達儒家哲學思想的論文。

在我個人看來，中庸說來簡單，實際上我們是很難做到的。我們的言行舉止往往失之偏頗。過於追求物質，或者過於理想主義，都一樣，過猶不及。

曾經年少輕狂，憤世嫉俗，如今學會用平常心對待一切，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曾經悲觀失望，想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過程，以自然心對待自然。

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會一昧悲觀，也不會盲目樂觀，從容地麵對生活。對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計較平常得失榮辱。

我們或許做不成大事業，隻能從平凡的實在中討生活。可是隻要把這些實在的小事做好了，於實在中獲得小小的樂趣，又何嚐不是《中庸》給現在的我們帶來的一些思考呢？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儒家經典。

四書,拚音：sì shū.解釋：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儒家經典。例句：賈母因問林黛玉念何書。 黛玉道:“隻剛念了《四書》。”——《紅樓夢》

1、《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 南宋 理學家?朱熹?注《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分章斷句，加以注釋，配以《孟子》，題稱《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始立，後用作學習的入門書。 元 皇慶 二年定考試課目，必須在“四書”內出題，發揮題意規定以 朱熹 的《集注》為根據。 明 清 相沿不改。 元 方回 《古齋箴》序：“近世 朱 氏‘四書’，吾服膺焉。”參見“ 四子書 ”。

2、指四部書。 南朝 梁 蕭統《謝敕賚製旨大涅盤經疏啟》：“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 唐 陸龜蒙《奉和襲美二遊詩》：“嚐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陳建冰《題載敬堂》：“載道興文，心遊六藝；敬天樂遇，德體四書。”參見“ 四部書 ”。

《中庸》是一篇論述儒家人性修養的散文，原是《禮記》第三十一篇，相傳為子思所作，是一部儒家學說經典論著。經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終和《大學》、《論語》、《孟子》並稱為“四書”。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作人的規範如"五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是什麼意思

中國最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實講究的就是“合適”，就是“剛剛好”。

……品格可以列成三等，各類中的第一類和末一等都是極端和缺德，居中的才是道德或優越性。所以，居於怯懦與魯莽之間才是奮勇有為；吝嗇與奢侈之間才是慷慨大方；怠惰與貪婪之間是意氣風發；卑屈與驕傲之間是謙虛謹慎；秘密與多嘴之間是說一不二；乖僻與滑稽之間風趣幽默；尋釁與諂媚之間是友善可親；在哈姆雷特的優柔寡斷與堂·吉訶德的衝動任性之間是自我克製（《倫理學》，第1卷，第7節。——原文注）。於是，倫理或行為的“恰當”與數學或工程學上的“恰當”沒有什麼不同；它的意思是正確、適合，最有效地達到最好的結果。

然而，中庸並非像數學的中項恰恰是精確可計的兩端的平均數；它隨著環境中左右各種情況的變更而變更，並且隻對成熟而有靈活性的理性才顯露自身。卓越是靠訓練有素而得來的一種藝術修養，我們並不是因為有了道德或卓越才行為舉止正確合理我們才擁有這些的；“人形成這些美德是由於人采取了這樣的行動”（《倫理學》，第2卷，第4節。——原文注）；我們反複而行，就形成目前這個樣子。因此，卓越並非一種行動舉止，而是一種習慣：“人的善行是靈魂在實現圓滿生命中卓越方麵的一種作用；……正如一隻飛燕或晴朗的一天就能形成春天一樣，一朝一夕或曇花一現的一瞬間也是不能便人幸運得福的。”（《倫理學》，第1卷，第7節。——原文注）

青年是走極端的年齡：“要是青年犯錯誤，那總是由於過分或誇張了。”青年（以及許多比他們年齡大的人）很難做到的是從一極端中擺脫出來而不落入與之對立的另一極端。因為一個極端很容易落入另一個極端，否認是由於“矯枉過正”也罷：偽善總是作過多的表白，謙卑則又翱翔於自負的邊緣。（柏拉圖說：“犬儒學派安提西尼的虛榮心通過他外表的破孔在向外張望呢！——原文注）那些意識到偏於極端的人不會把道德的美名賦於中庸，卻會賜予那個相反的一端。有時候，這也是好的；因為如果我們清楚自已錯誤地陷入了極端，“我們就該指望另一端，……猶如人們把彎曲不平的木材直過來時所幹的那樣。”（《倫理學》，第2卷，第9節。——原文注）但是不自覺的極端主義者將中庸看作是罪大惡極；他們“彼此將持中間立場的人推來推去；勇敢的人被怯懦的人說成魯莽，魯莽的人又說成怯懦，其他的情況也是這樣；（《倫理學》，第2卷，第8節。——原文注）就這樣，在現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進分子說成是“保守分子”，被“保守分子”說成“激進分子”。

日常生活中的“中庸之道”

日常生活裏，有人過於追逐物欲，有人過份刻苦自勵；有人對金錢的使用浪費無度，有人則是一毛不拔，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隻手，始終緊握拳頭是畸形，隻張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適可而止，要不偏不倚，這就是中庸之道。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裏實踐「中庸之道」，有四點意見：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沒有工作，因此每個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當然要勤勞，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後做事就畏難、畏苦，就不能長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現在的公司行號大都製定八小時上班製，每天工作時間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有一個時間性；甚至每個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現在還實施「周休二日」，這就是要我們不要太辛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樂：人不能沒有物質生活，適度的物質是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有的人享用過度，過份的放縱五欲之樂，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綾羅綢緞、住要高樓大廈，出門要開高級轎車等。過份的追求物欲之樂，甚至浪費無度，則如銀行裏的存款，用得太多，總有一天會負債，所以福德因緣還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與人相處，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設想。尤其身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如果待人嚴苛，或者是過份放任，都不是處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榮：對於日常用物，有的人好買，平常沒事就喜歡逛街購物，並且樂此不疲，有的人則非名牌不用。其實東西能用、夠用就好，不要太過豪華、奢侈，物質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謂「人為物役」，物質太豐，有時也是一種負擔。

中庸之道其實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裏，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緊也不要太鬆；能夠不偏不倚即為「中」。所以，什麼是中庸之道？有四點：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樂，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

第四、用物不要太榮。

中庸思想、不過，過是什麼意思？不及又是什麼意思？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關於道德的最高準則。

中庸就是道德的最高準則。

中庸的意思是：不偏不倚。

說的通俗點就是：不管做什麼事，都得把握住一個尺度，不可太過分，也不能太含蓄。

做什麼事，都要有個度，把握住了這個度，也就達到了中庸的水平。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反映了孔子的什麼思想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注釋】

中庸：中，謂之無過無不及。庸，平常。

【譯文】

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吧！人們缺少這種道德已經為時很久了。”

【評析】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為一種道德觀念，這是孔子和儒家尤為提倡的。《論語》中提及“中庸”一詞，僅此一條。中庸屬於道德行為的評價問題，也是一種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說，不偏不倚謂之中，平常謂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於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中庸又稱為“中行”，中行是說，人的氣質、作風、德行都不偏於一個方麵，對立的雙方互相牽製，互相補充。中庸是一種折衷調和的思想。調和與均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相對的、暫時的。孔子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的這一狀態，並概括為“中庸”，這在古代認識史上是有貢獻的。但在任何情況下都講中庸，講調和，就否定了對立麵的鬥爭與轉化，這是應當明確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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