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好聽不代表人不帥
劉墉是羅鍋嗎？
劉墉就是家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為他為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跡廣為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家也很了解民眾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家，和珅在他麵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托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為他的標誌性特征。其實，熒屏上的劉墉和曆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跡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麵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
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係，不能不特別強調。
劉墉係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麵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薑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麵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製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隻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
可見，從形象言之，曆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那麼，從為官行事的角度看，曆史上的劉墉是不是像劇作家描寫的那樣清廉幹練，不畏權勢，是不是真的能將大貪官和珅戲弄於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麵前從容不迫、遊刃有餘？
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複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諡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精幹有為，任職四方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麵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製，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才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蒙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台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閑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誌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著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誌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後，劉墉曆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製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
《清史列傳》上麵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穀，開采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誌》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禦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麵。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麵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麵，“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隻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曆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曆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隻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係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禦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才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製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
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曆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隻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墉入朝為官期間的種種“劣跡”，是想探討同樣一個人，為什麼前後差別如此之大？
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朝廷上的政治氣候決定的。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隻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家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絕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誌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欲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隻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禦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家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隻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隻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借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向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乾隆、劉墉、和珅、紀曉嵐是這些年來電視熒屏上經常出現的“歡喜冤家”，或是乾隆、劉墉、和珅一組，或是乾隆、紀曉嵐、和珅一組。曆史上，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劉墉與乾隆 關於劉墉與乾隆的關係，民間有很多傳說，比如說劉墉是皇太後的幹兒子，那麼就是乾隆的幹兄弟了。還有“和珅使壞，劉墉參萬歲”的傳說，這個傳說還被編入了傳統相聲《官場鬥》。總之，把劉墉說成是連皇帝都不怕，連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當然，這些事沒有什麼根據，也不可能發生，隻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良好願望。那麼，曆史上的劉墉與乾隆的關係究竟怎樣？
上文已經說過，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他前期在官場中的榮辱進退很大程度上與其父的遭際有關。而劉統勳是乾隆皇帝頗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總的看，這個時期乾隆對劉墉還是比較關照的。劉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蘇學政，乾隆都有詩相贈，可見關注與期許。後來，劉墉因陽曲知縣段成功虧空案被判斬決，乾隆也是看在劉統勳的麵子上從輕發落並重新起用。
當然，劉墉作為官場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關係。乾隆四十二年秋天，當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禦製新樂府》、《全韻詩》，使之在江蘇全省流布，並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這一建議自然讓乾隆皇帝覺得很舒服，此後一段時間裏，劉墉的官職也升遷很快。
劉墉入朝為官後，雖然多次因懶於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飭，但官位還算平穩。據說，乾隆六十年禪位於嘉慶時發生過一件“爭大寶”之事。據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璽，劉墉於是製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如果此記載屬實，則證明劉墉在大事上依舊保持著“勁直”之風，並非一味模棱。同時也隱約看出，做了很長時間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與新君嘉慶的關係似乎更密切些。
劉墉與和珅 劉墉與和珅的關係，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習慣於把二人的關係描述為忠奸對立、水火難容。的確，劉墉並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獨善其身的做法。朝鮮書狀官徐有聞說，“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不依附。”但通過前文的分析已經可以知道，當劉墉入京任職之後，他首先是調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變剛直方正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權勢遮天的和珅做針鋒相對的對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後，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卻積極參加了對和珅的處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後的次日，嘉慶帝即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並複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入內當值，以供隨時谘詢。隨後，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上章彈劾和珅，要求將和珅處以淩遲。不過，劉墉等人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不得不為先帝留下麵子，請從次律，即賜令自盡，保其全屍。
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複，避免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後事宜。結果，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布上諭，申明和珅一案已經辦結，借以安撫人心。
和珅之案結束後，劉墉受贈太子太保，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公務而泄私憤，而是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有的風範。
劉墉和紀昀 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麵的話，那麼，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昀與劉墉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故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昀非常喜歡的詩句，生前他曾將此詩作為自挽聯。紀昀去世後，劉墉即將其寫下來，作為挽聯相贈。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台，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劉墉贈給正任都禦史的紀昀一方硯台，還特意在上麵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fú）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禦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yuè）也題此硯說：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1803），劉墉又曾送給紀昀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樸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昀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托，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麼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昀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