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沫小公舉
造膝沃心是什麼意思
沃心，謂使內心受啟發。舊多指以治國之道開導帝王。語出《書·說命上》：“啟乃心，沃朕心。” 孔穎達 疏：“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唐 元稹 《高端婺州長史誥》：“朕嚐因苦口，必念沃心。每思藥石之臣，鹹聽肺肝之語。”
造膝，猶促膝。 漢 蔡邕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及其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清 吳偉業 《殿上行》：“夾城日移對便殿，造膝密語為艱難。”
造膝沃心。曾鞏《祭歐陽少師文》：“經體慮萌，沃心造膝。”清 顧炎武 《答徐甥公肅書》：“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厀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鏡之獻也。”
造膝密陳是什麼意思
跑到人家膝頭旁邊說悄悄話。造膝--至於膝前，古人交談時常膝頭相近，
膝的部首是什麼
拚 音
xī
部 首 月
筆 畫 15
五 行 金
五 筆 ESWI
基本釋義 詳細釋義
大腿和小腿相連的關節的前部：～蓋骨（亦稱“髕骨”）。護～。屈～。～眼。～下（子女幼時依偎於父母的膝下，因以“膝下”表示幼年。後用作對父母的敬辭）。奴顏卑～。
相關組詞
屈膝 膝蓋 護膝 促膝 膝下 盤膝 腫膝 撼膝 膝褲 膝膕膝地 蔽膝 造膝 慈膝
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的意思
解釋：你若心中無欲無求，以身作則，盜賊就自然止歇了，又何必要依靠嚴刑峻法呢？
這句話出自《晉書?羊祜傳》
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慚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於並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記載的曆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誌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維幕是什麼意思
帷幕【漢語拚音: wéi mù】
【釋義】
1.用作遮擋的幕布，亦作" 帷幙 "。帳幕，帷幔。
2.指天子謀畫決策之處或將帥的幕府。
(晉·張協)《雜詩》之七:"疇昔懷微誌，帷幕竊所經。"
(南朝·宋·傅亮)《為宋公求贈劉前軍表》:"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南齊書·虞玩之傳》:"儉(王儉)為宰相，逷(孔逷)嚐謀議帷幙……時人呼孔逷、何憲為王儉三公。"
3.指女子居處。 引申為姻婭關係。
(明·徐渭)《送內兄潘伯海謁選》詩:"牽爾衣裳處，紛予帷幕情，見兄兼念妹，送舅祗攜甥。"
4.指拉開帷幕。
通常用在形容性語句中，表述事件開始。
帷幕:電影、話劇舞台上的大幕布。
拉開帷幕就是指電影或者話劇開演，廣泛用於各類形容性語句，比喻某起事件猶如電影、話劇一般的開始。通常起到使旁人激起關注欲望的作用。
成語如水投石什麼意思
像水潑向石頭，絲毫不入。比喻聽而不聞或言無效果。
嚴嵩為什麼成了“奸臣”
從嚴嵩臨終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帶著無盡的委屈、不甘心和憤懣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明史》稱：“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 嚴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負的“奸臣”罵名不但沒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廣為流傳，他的名字成為奸臣的代名詞。與此有關，這裏不得不提到一個明代有名的史學家——王世貞。
王世貞與嚴嵩結怨，傳說有一段公案。王世貞的父親就是被世宗處死的王忬。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忬得到了價值連城的國寶《清明上河圖》，不久就被嚴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於嚴氏父子的權勢，就讓一個畫師臨摹了一張送給嚴嵩，後來事情敗露，嚴嵩對其懷恨在心。後借王忬戍邊不力下獄之機，嚴嵩上奏本將其害死。因為這段積怨，王世貞在他所寫的《嘉靖以來首輔——嚴嵩傳》以及其他史著中，對嚴嵩多有詆毀，嚴嵩的聲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關於嚴嵩“竊弄威柄”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餘年的丞相製度；至明成祖始設內閣，《明史·職官誌》載，內閣大學士的職責主要是“掌獻替可否，奉陳規晦，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見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務官。《四庫全書總目》卷58“嘉靖以來首輔”條稱，“至嘉靖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製六卿矣。”這種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執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麵。《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這說明世宗雖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的。因此，任何一位“權臣”在世宗朝絕無“竊弄威柄”的可能。關於此，從其他的記載亦可旁證。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世宗）晚年雖不禦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世宗實錄》稱其“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國榷》卷64引李維楨曰：“（世宗）齋居數十年，圖廽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又引範守已曰：“臣於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雲人嚐謂輔臣擬旨，幾於擅國柄，乃大不然。……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嚴嵩不可能竊弄威柄，於史比比可證矣。再如《賓退錄》卷四載，歐陽必進（都察院左都禦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嵩欲安排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嵩哀求再三，世宗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嚴嵩欲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呢！由此觀之，說嚴嵩“竊國柄政”不過空穴來風而已！
（2）嚴嵩與世宗的關係
世宗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己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春明夢餘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一席話：“臣曆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這番話是說，當首輔的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甘當替罪羔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他的朋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來，我們似應從另一視角來看嚴嵩了。
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讚玄修、進獻青詞幾乎是任閣臣的要件，因此“諛”、“媚”是閣臣們的共性，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更媚了。例如宮婢之變後，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世宗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世宗久不視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諛旨”（《獻征錄》卷16）。這裏所展示的則是嚴嵩剛性的另一麵。《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寵信嚴嵩之由時說：“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將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關於這一層，世宗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世宗對嚴嵩亦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時，世宗在諭旨裏還是說“嵩小心忠慎，”致仕後的待遇，較其他首輔亦見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餘錄》卷22）。說明嚴嵩能真誠事主，並無二心，才能博得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麼，率意說嚴嵩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
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中未見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衛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偏狹之一斑。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嚴嵩。疏中曆數嵩十大罪狀。世宗閱疏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當地不明就裏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遊戲”似不類君子所為。沈煉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殺之。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這也是於史無據的，且楊順亦非嵩黨。沈煉羅列嚴嵩十大罪狀，徐學謨以為“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世廟識餘錄》卷15）。談遷在《國榷》中論曰：“沈純甫（煉）氣吞逆胡，當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嚴氏，其強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隱約潛晦，何必不自得，至於傳檄京師，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檜，尤為過之。”可見沈煉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點所致，這與忠奸有何關涉焉！
楊繼盛，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據《明史》本傳載，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在國子監時，為徐階門生；與唐順之往還甚密。楊繼盛性格與沈煉頗相似，我們不妨摘引唐順之致楊的一封書信：“執事豪傑士也，……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機之力或不及焉……”（《荊川先生文集》卷6）這是暗示楊性格上的弱點和才識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的指控，大多空疏無實，與沈疏無甚區別。如說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世宗可能會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又如楊繼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無疑是認為世宗昏聵，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楊疏上後，嵩一再請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說楊“邀譽賣直”，該疏是衝他而來的。疏文空泛，此即為無才識也。因此，楊繼盛必死無疑，或曰楊死是嵩做了手腳，此說是太過悖謬了。
另一個較有影響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閣揆後，都禦使曾銑議複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極言不可。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劾言誤國，二十七年春罷夏言首輔。是年殺夏言、曾銑。《明史·嚴嵩傳》說嵩借複套事件構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傳》指稱嵩與陸炳、駙馬都尉崔元聯手倒言。然而，談遷在《國榷》中認為，“貴溪（夏言）不死於敗而死於讒，又嚴氏之代為之受螫也。”可見嚴嵩是背了黑鍋的。在嚴嵩的《奏對錄》裏，曾載有嵩再三為夏言求情免死的劄子，亦見嵩未必是“心跡俱惡”之人。
被世宗殺掉的還有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軍事、很有責任心的將領，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萬北虜進入至三屯營，使不少中貴和宮人的家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些天子身邊的人難免不向世宗投訴。在調查此事時，又牽出王杼疏於練兵等情況。於是世宗震怒，手批“諸將皆斬”。三十七年王杼被殺於西市，時年五十三歲！然傳末又指稱王杼之死責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論，《世廟識餘錄》如是說：“杼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隆，洊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於極典。┅┅華亭（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對支大綸的判語談遷是極讚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這些說明有人要使嚴嵩“惡居下流”，欲令嚴嵩背負沉重而可怕的惡名。
《罪惟錄》有一段令人深長思之的話，“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上所必欲殺，無所匡諍而已。….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嚴嵩“屠害忠良”之秘藉盡在彀中矣。而嚴嵩惡名之遠播，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功莫大焉。寫嵩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曆數嵩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在民間反複播演，此乃印證了戈倍爾氏的名言：謠言重複多次便變為“事實”！
（4）嚴嵩與抗虜禦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領俺答汗幾乎無年不請求明朝“封貢”，然而，俺答求貢卻屢遭明廷拒絕，俺答便率兵大舉犯邊，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萬精騎攻至北京，全國震動，史稱“庚戌之變”。嚴嵩對北虜的立場如何？這裏有二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軍巡邊。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兩次召見嚴嵩談到想親率大軍“巡邊”的想法，均遭嚴嵩婉言反對：“皇上聖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隻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世宗實錄》卷346）可以設想，如果世宗率軍巡邊，其結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變”還慘。作為首輔的嚴嵩在此重大問題上並未一味順從邀寵，想必是予料到後果的嚴重性，故設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軍事手段解決北方邊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輔夏言、三邊總督曾銑力主收複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準；而嚴嵩及翁萬達、唐順之等富有學識和軍事經驗的大臣，對“複套”是很不讚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邊境形勢十分緊張，世宗曾兩次召嚴嵩討論對策，嚴嵩曰：“目今虜患，但邊臣戮力防禦為守之計，令不能深入，即為得策。若欲驅掃遠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時勢誠有不同於昔者，兵不素練，將未得人，饋餉屢乏，即無可持之資。當事之臣，自任其責，防守邊疆，令不得患，雖犯不得利。此即禦戎之策矣┅┅”（《奏對錄》卷4）嚴嵩主張重在防禦，這完全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雲：“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典故紀聞》卷17）庚戌之變時京城的實際軍力是“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傳》）至於軍事裝備，因主持軍械製造的官員侵吞料價，以致造出的裝備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臂，全不合式”；“弓力不過一二鬥，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後，手不能舉，射隻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馬文升：《明臣奏議·修飭武備疏》）這樣的軍隊和裝備怎堪俺答10萬精騎一擊！曾任過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的楊繼盛未必不了解此時的軍情！他在《疏》中，將俺答犯京時嚴嵩不讓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指為十大罪狀之一，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並非起於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嚴嵩對倭寇的政策是與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輔時，主張像對待北虜那樣以強硬手段剿滅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薦朱紈總督閩浙倭亂事。朱紈在閩浙大肆屠戮，矛盾大為激化，而利益受損的官宦交章彈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擔心會受到懲罰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憤自殺。嚴嵩推薦趙文華督察軍務，頗有建樹。徐學謨《世廟識餘錄》稱：“……文華一出，以貪狠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問立戰功。”在趙文華的整治下，軍隊已有了一定的戰鬥力，對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趙文華認為海上貿易關係國計民生，應受到國家保護，使之合法化。嚴嵩對倭寇的政策在趙文華那裏得到最好體現。趙文華又啟用抗倭名將胡宗憲，先後又網羅了一批將才，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譚綸、唐順之、王崇古、盧鏜等等，他們對平定嘉靖後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嚴嵩對北虜南倭的政策於國是有功的，至少並無大錯。
（5）關於嚴嵩之貪鄙
嚴嵩之“貪鄙”是令他聲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
鄒應龍《皇明經世文編·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仆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
《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
趙善政《賓退錄》：“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為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嚴嵩之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記載比比可征。
嚴嵩家被籍沒時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
陳弘謨《繼世餘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世宗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而當時僅10萬兩入庫，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否故意虛報，以張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是有的，連徐階主持編修的《世宗實錄》也難掩其真相。卷544稱：“比籍沒嚴氏，貲財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彭孔，被徐階定為嚴氏‘逆黨’）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擾矣。”萬厲年間籍沒張居正時，《明史·趙錦傳》載左都禦使趙錦曾上疏規勸神宗：“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機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複大為奸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巳，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幹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株連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於無辜之民、閭閻之間。”他還說道：“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嚴氏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慝流失，這隻能說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敵徐階惡意誇大了！如果說嚴嵩之貪“猶僅若此”，那麼，我們對沈練、楊繼盛、鄒應龍等所指控嚴氏貪黷的真實性，就不能不大加懷疑了。
嚴嵩素有貪名，而徐階素有廉名。而作為“廉吏”的徐階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卻令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退還農民些許田產，暗中卻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保住了他龐大的田產。《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而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15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6）嚴嵩之為人
錢謙益《列朝詩集·嚴少師嵩》：“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如楊用修輩，相與倚合，名滿天下，以公輔望歸之。”這說明嚴嵩是頗有文才的，詩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淺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四友齋叢說摘抄》）以這樣的文才撰寫青詞，當然會受到世宗的賞識；《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看來，這也是不實之詞。此外，嚴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錄》載：“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嵩仆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大夫若此也。”約束家人，顧及大義，與徐階縱惡子弟橫行鄉裏，何啻天壤之別。
嚴嵩很注意獎掖擢選人才以為國用。《列朝詩集·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小則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詰。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轉戰淮海，遂以身殉，可謂誌士者矣！”同書“尹耕傳”：“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徐華亭（階）語張襄惠（嶽）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製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32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餘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這類頗值嘉許的事，竟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聯係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說明此老無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惡。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記·嚴嵩》載有一些嚴嵩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嵩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可見嚴嵩名節被“帝王家譜”誣之深矣！
（7）餘論
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64）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麼，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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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內閣製度淺析
我國曆代政治製度,幾乎皆相因襲.自秦以來,各朝國家之政體同屬專製,然其治道與政風不同,得失利弊各異。有明一代封建專製已至顛峰,其政製與政風概而言之,則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其所創設的以“私臣”治國的“內閣製度,是這一時期國家體製的集中表現。關於明代“內閣”製度,曆來論者持議常居兩端、鮮能趨於一致。拙文試就其創設過程及因之而生成的明代政製的兩大弊害論述於後,誠為拋磚。
考察明代政治體製,不難看出,明初基本上襲仿元製,其體製並未逾躍前代而自成一格。“明太祖初一海內,仍元製設中書省,綜理機務。其官有承相、平章、左右垂、參政。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官”(《明史》109卷宰輔年表)。由此可知,此時的六部是中書省的職能部門,六者之長一尚書,不過是垂相的屬員,而中書省則為綜理政務的最高行政機關。這一體製與前朝相似,稍有不同的是,明之中書令不以太子兼領而置右左相國(後更名為承相),秩正一品。昊王無年(公元136月年)“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明史記本未》卷1刁)。這種設置大約是出於統一海內之需要,以勳臣,名將為相當國是太祖有國之初的特殊考慮。此時之承相,大權獨攬、位處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一切政令及奏章均由中書省呈轉頒行國之大政係於垂相一身。明初太祖置相專任而獨寵,在這種情況下、權臣擅政之局麵自然形戎。`明史》卷127載:“然徐達、李文忠等數受命征討,未嚐專理省事。其從容垂相之位者、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三人而已“其中尤以胡惟庸朝綱獨攬,“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數陸、或石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病已者輒匿不以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以明史·胡惟庸傳》)。明初施行垂相之製,雖為時甚短、充任者不過數人,然相權之大甚似前朝。在我國封建專製時代,相權大到足以危及皇權的時候,也就是最高統治階層權力爭奪的開始。
果然,洪武十三年“右垂相胡惟庸謀反”被誅。權力鬥爭的結果是皇權戰勝相權。明太祖痛下決心,廢止垂相製度。自秦漢以來我國封建社會政製的經典構架被太祖拆散。當然,公然廢止古製是需要說服臣民的。於是太祖訓雲:“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承相。自秦始置垂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令罷皿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庭總之”。太祖的此番說辭似乎堂皇,但並非廢相的初衷。因胡惟庸的擅權放肆進而謀逆犯上,明太祖已對大權獨攬的垂相製度深惡痛絕,在罷相廢製的十五年後即洪武二十八年,猶告誡臣下::“聯罷承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庭,嗣君不許複立垂相,臣下以請者、置重典”(《明史·太祖傳》)。這條硬規矩一定,太祖之後確也無人再言及置相一事。這一做法無疑是明太祖的創舉,將延行千載,被曆朝崇奉的封建王朝中央政權的基本結構廢除,這不能不說是明太祖才智與魄力的綜合體現,正如學者楊樹藩先生所言“蓄太祖所設之製,係按自己之才智而設,非按後代子孫之才智而設者也。以太祖之聰穎、可以自操權柄,直統六部,備顧間之殿閣學士,隻備垂詢而已。然繼體之君長於深宮,鮮習政事,凡六部所奏呈者,無法裁決,於是不能不重用作為顧問機關之殿閣學士,因之,“票擬”之製行矣,“內閣”之製成矣”。
由上述可見,明朝先有垂相之製,這一點與前代無二。自垂相製度被廢止後,才逐漸形成“內閣製度”,當然內閣製度也並非廢相即設,太祖朝所置之四輔官,尚不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內閣”。因為,此時的輔官隻是皇帝的顧問而已,並不具有掌持天下庶務的職權,他們的作用無非是草擬浩赦、處理文書、票擬批答以備垂詢而已,政事則悉入六部處分,輔官不能侵奪。
政事既入六部,然裁決必須天子。當時雖“翰林春坊詳看諳司奏啟,兼司平駁”(《明史·職官誌》),顯然一日萬機,僅天子怎能件件親批,事事督行?據《明史·七十四職官誌》載:“洪武十七年九月已末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答,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此三千餘事,雖有翰林、儒臣考駁本允,然皆待帝載決,章奏浩繁,豈能一一親批?”自廢相以來,最使太祖犯難的事情,便是政事浩繁、庶務如山,而自己根本無此精力處處顧及,於是“則亦隻有傳旨處分、或朝堂論政,各官親奉旨意,自行批寫,回本衙門再作施行耳”(同上)這樣以來,權力似乎確歸天子一人持有,但一人之精力、才智,遠遠應付不了一朝紛繁之政務,於是將皇權無可奈何地化整為零,分散給諸司。這種局麵顯然不是太祖廢相的初衷。而事實上,廢相伊始,浩繁的政務確實給當時的統治者出了道難題,並且伴之而來的權力下移,又是太祖始料末及的。基於此,洪武十五年“又仿宋製、置殿閣大學士”參與樞務。當時所設殿閣為華蓋、武英、文華三殿、東閣與文淵二閣。“殿閣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奏陳規侮、點檢題奏、票擬批答”又“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明代·職誌官》)。應當指出的是,此時的閣臣位卑品低,秩僅五品,其雖“侍天子殿閣下”但正式身份仍是翰林院官員。大學士,雖是職務,卻不是官銜、因此“內閣”仍不能稱為朝庭正式衙署,換言之,大學士應該是皇帝的私臣,稱其為“內閣”者,有別於處庭諸署也。
殿閣大學士製度的施行,雖為皇帝承擔了一日萬機的政務之繁忙,況此時內閣之外,六部昂然而立,所司政務直達天聽,閣臣僅備顧間耳。雖亦參與樞務,但無裁決處分權。“不置官屬、不得專製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據後來的大學士劉健言:“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進”這是連印信都沒有。
內閣的正式成立,始於成祖。成祖以武力篡奪,由落王躋身皇帝位,由封地北平、移主南京政權不穩,對人對事不明且忌,不得不任用私臣佐理政務,而私臣參與樞務的最簡便方式就以“大學士”身份入閣辦事。成祖於建文四年六月兵入南京“其年九月特簡講讀編檢等官參與機務,謂之內閣”(《明史卷七三}))。“侍讀解絡、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明史卷五》)。可以看出,成祖所用之人,盡皆出自翰林院,其中具有“學士”資格者居其半,其餘官秩尚未及五品。
內閣成員,何以由近臣漸變為大臣,原因頗多、概括地講不外有二。其一,體製之需要。閣臣領命重要,參與樞務、聲價固高,但殿閣學士、官秩不過五品,況“成祖特命吏部、凡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同上),如此,閣臣豈非終身不得晉陛,則是愛之,重之,反而害之輕之也。於是,就位加銜給品,或命閣臣兼領部職,並以所兼六部長貳之品位視之,盡可能地提高閣臣秩品。《明史一四七卷》載:“帝嚐召絡等曰:爾七人朝夕侍左右,聯嘉爾勤慎……因各賜五品服。,··…又以立春日賜緒等金綺衣,與尚書坪,緒等入謝,帝曰:代言司、機密所係,且旦夕侍聯,稗益不在尚書下也。”後又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以崇榮之。在皇帝心目中,閣臣“不在尚書下也”。這種認知,對閣臣日後侵奪部權、淩駕於六曹之上,是至為關鍵的思想準備。
其二,因近臣日侍天子左右,常與天子討論機宜、一言合旨、即受天子賞識,既被賞識,便委
以要職,賦與權限、權力日隆、則聲價日高。如漢唐之尚書、魏晉之中書、唐之翰林供奉、莫不因此進身。明之閣臣自然也不例外,茲舉一例以窺其餘。成祖時“同值七人,榮(楊榮)最少機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以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明史一四八·楊榮傳”。其言中旨、自悅帝心,之後,成祖首搖楊榮為文淵閣大學士,則不足為怪矣。當然這種由近臣變為大臣,由幕僚單位而國家機關的演變、並非明代所獨有。如秦時之尚書,設其職時,秩甚卑、不過皇帝殿中主發文書而已。至漢時,尚書演變為天子秘書機構、組織逐漸擴大,人員增多,事無不掌,於是上侵三公之職權,造成“三公備員,而事歸台閣”.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尚書再由秘書機構一躍而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又如門下省、中書省之發展趨勢,無不同出一轍。明代內閣製度的形成、可直接溯源於唐時之“翰林供奉”。我國古製中的這種現象,可以說直接源於高度集權的專製體製,是封建社會皇權至尊的衍生物,亦是我國封建社會以“人治”為本的政權特征之一。而明代內閣製度的形成,更是這種特征的充分體現。
明初的閣臣,不能侵犯六部職權,或兼領他部職務。太祖、成祖係一代英主,此時之閣臣,雖聲價隆旺,但卻不能態作威福。仁宗以後,隨著閣臣的職位由卑至尊,品秩由低而高、兼領職務亦漸增多。如楊榮兼工部尚書、楊士奇為禮部侍郎、金幼孜為戶部侍郎,黃淮為通政使。此四位輔官,均是先入閣為閣臣,而後升他官兼領部職的。論職務、閣臣為重,論官品尚書為尊,如使之合二為一,則這種一頭輕一頭重的問題可得以解決。景秦三年,王文更以吏部尚書入閣,閣臣地位為之一變.尚書兼任閣臣,職務更趨重要。《明史一。九卷》載:“成祖簡翰林院官員直文淵閣,參與機務,有曆升至大學士者。其時章疏直達禦前、多出衰斷,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曆晉尚書、保付、品位尊榮,地居近密,而論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臣之重,僵然漢唐宰輔,特不居垂相名耳”。《明史·職官誌》載,自景泰後“六部承奉旨意,靡所不領,閣權益重……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六部由原來的政府最高職能部門,而淪為內閣屬曹。至此,內閣成為明朝最高政府機關。
閣臣最初的“私臣”地位,是國家政權由外而內,由分散而集中的必然結果。最高統治者倚重私臣治國、毫無疑問地加強了中央集權,而這種專製的進一步強化,在有明一朝,顯然是通過對外廷權力的逐漸的縮小,內閣權力的逐漸擴大而實現的。閣臣所以被稱為“私臣”者,原因有二,明初輔臣入直大內,其身份尚未固定,一般多由翰林院官員充任之。因而皇帝常以“特殊”的需要加以挑選,不必慮及入選者的資望和品秩,另外輔臣沒有固定的辦公衙署和相應的屬員,從而也就不是國家的一級政權機構,他們入直大內尚須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出現,他們的品秩仍以原職為準,閣臣隻是兼職而非專職也。
私臣入直內庭,辦公地點常在台閣,故有“閣臣”之名。基於前述原因,內閣最終由一介顧間機構發展至王朝最高權力機關。由此而看,王權的高度集中似告完功。其實不然。內閣雖在大內設署,有別於外庭六部,然而尚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權運作環節是萬萬不可省略的,那就是皇帝與閣臣之間的文書傳遞工作卻是由內侍充擔的。與內閣相比、內侍更貼進皇帝、閣臣的票擬,須呈皇帝“批紅”始可變為正式命令,其間收發、轉達者則為內監。“然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於寺人,於是朝庭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明史·職官誌》),內閣侵奪六部所得之大權,又為宦官假藉呈轉文書的機會,潛移以去。由此可知,專製時代的機構愈近天子者,則愈有權,有權則體大、體大易外移為國務機關,於是樞機之權又收歸於內。
這種演化、實際上是權力吐納之變遷也在這種翻度下,明代政洽生活中,由內閣製度麵發端的兩大弊患—宦官專權和朋黨博擊成了這一時期鮮明的政治特色。
前文述及內閣由小麵大,漸成中樞機構,這顯然與內閣創設之初僅為顧問機構的格局相去甚遠。據大學士劉健說:“竊維內閣之職,所以承德弼達,獻可替否、輔佐朝庭,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在祖宗朝,凡有谘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膠,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麵諭以為常製。如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禦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英宗皇帝視朝將罷,不時麵召李賢。憲宗純皇帝亦常召李賢、陳文、鼓時,或造司禮監太臨牛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上有密旨則用禦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禦前開拆,此臣等耳閱見者也。因循至今,事體漸異,朝參講讀之外,不得複奉天顏,雖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鑫有命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達至禦前”。劉健這段話中可以透露出太監傳遞文書是閣臣之論議不能直達禦前進而閣權受製於宦官的難言之穩。而事實上,自成祖寵用宦官,太監假傳遞文書之便,已漸次將內閣所侵六部之權潛移而去。專製時代的君主有一個通病,就是漸次收權歸內。明初將六部之權納歸內閣,繼則納歸“內監”,故明之內監擅權亂政之局麵是有其體製之便宜的。內監假“批紅”之權.可以控製內閣,於是閣臣不得不阿附內監,就連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得仰仗太監之力方得以坐穩首輔之位。至大奄魏忠賢氏擅權為政,自是太監之權登峰造極之時了義明夷冬訪錄今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相始也”此說可謂大中要旨。準怪“吾以為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此說也未必偏頗。更進一步說:“有明之閣下.賢者貨其殘膏待馥,不賢者假其嬉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琢為其人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相之過琶”。因此,宦官亂政,勢成積重.而內閣之製無疑是這種弊患的體製前提。
另一方麵,學士入閣參預機務,無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實。無名而行實者、豈非無權而越權嗎?故而學士以卑位而掌樞機、群臣何以甘服,既不甘服,則抨擊生焉。雖然閣臣地位日漸尊隆,也深受天子優容、然六部長貳,難以屈居其下,則內閣之地成為朝臣論戰之地,國是紊亂必成定數《明史》230列傳讚語說:“明至中業後,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挨之地,遂為抨擊之地,國是淆矣”
審視明代政製,不難看出,太祖廢相,成祖置殿閣,均為國家政權漸次歸內的典型方式,政權中心由外而內,最後落腳點必然內監,外庭職能部門則倫為曹屬,專製則登峰造極。一切製度興起也有因、其發展也有由。拙文僅從明之內閣製度入手,淺論其發展的因由,從而考察明代政治的種種特征的出現,源於一項製度的產生,麵製度之優劣,是政治之優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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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朝皇帝的優美詞句評價
《國榷》為記載明朝曆史的編年體史書，作者：談遷（1594年—1658年）。此書收錄了大量士人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論，樓主個人認為又以編者談遷所評最為精彩，相比《明實錄》、《明史》的官方論調更為樸實，相比李維禎等人的迂腐更為開明。因為談遷是明末人士，對大部分史實也沒有親見，於是在前代記載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很多個人思辨，更為難得，對現在很多廣為流傳的曆史認知都有顛覆性評論。
明太祖——朱元璋
談遷曰：方帝之微時，視雷澤芒碭尤困矣，一餐之德，猶若終身。及應運拔興，宰割天下，不異夙習者。非神解天授，曷克勝此任乎？功德隆洽，綱舉目張，漢唐以下，所未逮也。重典刑亂，至移之功臣大吏，市血陳殷，殆同秦隋，而天下寧謐，奸盜惕息，則愛民之心，天地百神，深為諒之，國祚靈長，職此故也。實錄於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矯詔卻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此永樂時飾說也。先是敕燕王備虜，蓋無一日忘者，寧溺愛啟嫌於諸王哉？淺之乎窺高皇矣！
翻譯：
當陛下在微賤之時，與古之開國帝王微賤時相比尤其困頓，得到一飯之恩就如同再造。等到應運迅速興起，執掌天下，卻如同素所熟習，如果不是天命神授，怎麼會如此勝任此任呢？
功德隆盛周全，條理分明，漢唐以下，無人能及。用重典治理亂象，以致加諸功臣大吏，血流滿市，暴同秦隋，但是天下寧謐，奸盜恐懼，則是因為其愛民之心讓天地百神深諒，國祚興盛綿長，也是這個緣故。
《實錄》中寫道臨終特別命人持符召燕王，可是建文帝卻矯詔將燕王阻擋在淮安，病重時皇上還問第四子來否。這就是永樂時候的掩飾之說了，之前詔命燕王備禦虜寇，怎麼會有一日忘卻呢？如此溺愛不是讓燕王啟嫌於諸王嗎？這樣飾說反倒把高皇帝看淺了。
明成祖——朱棣
談遷曰：高皇帝在天之靈，歌舞謳思，方切海內，而北平會不返顧，撊焉舉兵，振臂疾呼，用脫家禍，雖茹薇之士，飲血之臣，搖唇鼓吻，終我未諒。然鹿走山林，命懸庖廚，設徇咫尺之義，幽圄之下寧有天日哉，帝所以振袂而起，犯不諱於天下也。凝命之後，恪遵祖訓，而藩戚之間，弦不得膠，刀鋸弓旌以甄懲臣民者，猶昔日也。蠲租課吏，飭旅闡文，不啻過之。至於航鯨海之險，軺西域之傅，觸風露，曆寒暑，帝豈無勞民之懼哉？逆取順守，積疑在心，窮極王略，威振殊俗，不惜垂堂之戒，身冒埃霧，冀憑一怒之力，銷內嫌而弭外寇。彼解縉書生，方實肉食，烏足以知之？噫！天樞北垂，銅柱南附，而閣輔以籌之，河漕以緯之，為國家無窮之利，蓋創獲也已。
翻譯：
高皇帝新崩，正值眾人懷念謳歌之際，海內才方平定，而北平燕王卻毫不顧念，大舉起兵，振臂疾呼，隻為擺脫一家之禍，即使有隱居高士挑撥煽動，但我認為終究不可原諒。
然而鹿奔跑於山林，性命卻隨時係在掌握其生死大權的廚子手中，這是勢所必然的。假若曲從狹隘的義理，牢獄之中怎麼還會有天日呢？這也是陛下之所以振袂而起，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原因。
陛下得位之後，恪遵祖訓，藩王之間，不得私下聯結，又恩威並施，獎懲臣民，猶如昔日。免除租稅，考核官吏，整飭軍隊，編修文典，何止過之？至於航險揚威海外，詔西域萬邦來朝，親觸風露，經曆寒暑，陛下怎麼沒有憂懼先前的勞民呢？
從逆而取，卻順而守之，積疑在心，因而窮極帝王之略，威震蠻邦，不惜使自己處於險境，身冒塵沙，冀望憑借天子一怒之力，消除內患而平息外寇。解縉一介書生而已，方才享有厚祿，哪裏足以知曉陛下之心呢？
噫！天樞北垂，銅柱南附，即所謂天道倫常。陛下設立閣輔以運籌朝綱，興修河漕以經緯天下，這都是為國家所謀無窮之利，前所未有的創舉啊！
明宣宗——朱瞻基
談遷曰：國初嚴禦，每重囚歲械入京輒千百，簿尉巡檄之任，輒煩聖慮，蓋詳極矣。宣宗幼侍......餘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