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裏總是和周圍的同學吵架。我並不是個暴脾氣、愛挑起事端的人,隻是常常對大學生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種沉默的不以為意,一種俯視的不敢苟同。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察覺,同學往往氣悶一會兒,還是忍不住和我爭辯起來。
隔壁寢室有個女生,每天進進出出異常繁忙,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後來我才知道,塑料袋裏全是衣服——她定期到北京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批發大量的廉價衣服,然後賣給同班女同學,其間的差價美其名曰“代購費”.
我和同學為了這個小商人又爭論了起來。我的言語神態間自然又帶上了難以抑製的否定。因為我覺得這種生存手段開始得太早,也實在沒有意義,簡直拋擲了大學裏難得的大好春光。我的同學則覺得世態險峻,既然我們遲早都要與生活作生存搏鬥,那麼開始得越早,資本也就愈發雄厚。
盡管我們的爭辯中還勉強維持著基本的禮貌和客套,可是大相徑庭的價值觀已經露出了猙獰的分叉。我的斷語已經呼之欲出——“浮躁庸俗!”她的評語我也能從空氣中捕捉到——“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現在的大學生的的確確是變了。西洋自12世紀以來,中國自漢朝以來,大學生就擁有一種浮遊生物般的地位。我們從家庭中走出,還沒有進入社會,在這兩個現實之間,我們從大學裏獲得暫時的自由翱翔。
在這種真空地帶的翱翔裏,我們的人生能夠享受一段綿長的不靠譜,一段被默許的不著調。正如我喜歡的那段話:“大學校園裏培養出來的人,好像是同道修行過來的人,走入人間,眼睛裏閃出青碧火星來。”等我進入大學才知道,眼裏這火星叫做理想主義,而與之對抗的是現實。
記得我以前看過一篇60年代的台灣小說《西出陽關無故人》,主角是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他們同屬於大學戲劇社,男主角喜歡導文藝腔的戲,還拍了一個誰都看不懂的電影短片,結果沒能得獎。女主角是與他稍有曖昧的戲劇社女一號。
有一天,有個電影公司來大學征群眾演員,很多人前去應征,女主角也去了。男主角得知消息,發出像我一樣的冷笑:“你在大學裏打著學術思想的招牌,一副有理想有原則的模樣,人人仰慕你而不敢輕視。到今天接觸了社會,你又搖身一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說穿了,你的能耐就是個生存能力罷了。”
她慘然笑道:“我知道你想怎樣,你要我們全冷眼坐在一旁不跟導演合作,誰要是興高采烈去參與,便被你安上個妥協墮落的罪名。事實上,你先把大學生估計得太高了,所以打落得太深。‘現實’這字眼從來沒有存在你的腦子裏。今天你看到了,嚇壞了,趕緊退一步躲回去。以後你會更超然,每一樣事情你都可以拿來嘲諷鄙夷,因為,你根本沒在裏麵。”
女主角踏著高跟鞋走掉,五年之後作為半紅不熱的“十三點女演員”給男主角寫信,說現在聽到大學生提及“社會參與”這樣的詞會覺得很可笑:“人在社會裏不就是參與了嗎?你在這個社會裏便是在這社會裏了,你把它真實地、認真地過下去,便是了。”她的信頗有幾分曆經滄桑後與社會一笑泯恩仇的意味。那一刻,我覺得我也不必急於與社會聯袂,或者忙著與社會結仇。
在這四年的大學時光裏,現實不是我們麵前的野蠻馴獸師,你不用躲著從洞口偷看、喃喃咒罵,不敢出來應對;現實也不是我們背後的野蠻馴獸師,揮舞著皮鞭逼我走上社會擁擠而危機重重的甬道。所以,我希望你同我一樣,不要早早放棄可以仰望的星空,而鑽進生活燃燒著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