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汪曾祺的小說情節因素很弱,較少邏輯的、因果的關係,也較少矛盾衝突所帶來的戲劇性。因而小說結構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為流動來“建構”,這樣的建構必然導致小說像一條河流,多岔道而主流不明顯。文壇提供了一種特別的小說藝術風格。第二,那些描寫市井風情的小說,結構更鬆散,不斷地有插入成分,天文地理、風俗人情、掌故傳說等等,有一種博識的雜家的風範。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想到那兒寫到那兒,主次分明。第三,從小說內容來看,汪曾祺寫人寫事,目的其實是寫生活,而主要不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他筆下的人物品類繁多,三教九流引車賣漿之流和下層知識分子,這些都是身處社會下層的小人物。第四,就像生活表麵上是雜亂無章的,其實卻內藏著秩序,汪曾祺的小說也同樣如此,呈現一種苦心經營的“隨便”。
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塗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裏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於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裏,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麵,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曆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後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隻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隻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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